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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儒林外史》后感

第一篇：读《儒林外史》后感有感于《儒林外史》200201031邓岳扬会计学《儒林外史》是一部以文人为描写重点，全面深入揭示封建科举制度弊端的长篇讽刺小说。作品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的世态的生动描写，使《儒林外史》达到了中国古典文学讽刺艺术的高峰，并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作者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自号文木老人，别署秦淮寓客。他出身仕宦名门，但到了他的父亲时，家道已经衰败。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从小受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饱览“四书”、“五经”，还广泛涉猎“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野史、禁书秘籍。他才华过人，但鄙弃八股科举，二十岁中了秀才之后即无意进取功名。二十三岁时，其父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他不顾身份贵贱，广泛交接各色人物，“性耽挥霍”、不善持家，遇贫即施，祖业不守，很受乡邻歧视。三十三岁时迁居南京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的接济过活。五十四岁时客死扬州。吴敬梓移居南京后，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的过程中，饱偿了本阶级的世态炎凉，接触了下层人们的生活，看透了社会上的种种黑暗和腐朽的社会风气。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更清醒和冷峻地看到世态人情中某些本质的东西，并对社会所宣扬的价值观与实际生活状态的背离，以及统治阶层人物的堕落与虚伪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其中科举制度为害最深，影响最广，使许多知识分子坠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市侩。正是在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后，吴敬梓约从四十岁开始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创作了《儒林外史》这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以批判八股科举，揭露了热衷功名利禄的儒生的种种丑态。《儒林外史》虽然一般规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的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了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了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索。在情节上，也存在内在的统一：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回至第三十二回分写了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回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总体来说，这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儒林外史》出现的人物三百有余，重要的人物五六十个，笔涉社会各个阶层。就儒林士流而言，主要写了三类四种人：迂儒、“名士”、贤人、奇人。迂儒，是小说刻画得最成功的一组人物。作者对他们的迂腐，进行了尖刻的讽刺和嘲笑，同时也怀有一定同情。“名士”，是作者否定和抨击的儒非儒、士非士的一些虚伪、丑恶的人物。贤人和奇人，是吴敬梓肯定与赞赏的人物，是他叛逆精神与民主思想的崭露和寄托。纵观全书，《儒林外史》比较广泛地描写了儒生的活动。它像一幅生动的花卷，展现了一幕幕封建末世群魔乱舞的丑剧。小说围绕反科举，先集中几回写周进、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揭露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如何为科举而疯癫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而又带着一种惨厉的气氛。《儒林外史》的锋芒并不只是停留在科举考试上。小说还描写了其它类型的形形色色的士林人物，如写张静斋、严贡生，反映了以科举功名为护身符的土豪劣绅的专横；写王惠，则说明科举选拔的官吏都是残害百姓的刽子手；写马二先生好谈文章却不识李清照，范进当了一省的学道而不知苏轼为何人，反映出科举对士林文化修养的破坏；写上至某“大学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穷秀才王德、王仁标榜“伦理纲常”而取利，则反映出士林在道义原则上的虚伪性。《儒林外史》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残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了生机。小说还通过高翰林、杜慎卿、严贡生等人物形象的描绘，深刻地揭露了那些满口“诗云”“子曰”的孔孟之徒，其实都是蝇营狗苟、道貌岸然却又昧了良心的伪君子；通过对牛浦郎等形象的描绘，通过莺脰湖雅集、西湖宴集、莫愁湖高会的集中描写，入木三分地剖析了“名士”仰慕官僚的卑劣心理，暴露了他们自命风流、帮闲帮凶和招摇撞骗的种种丑态，从而有力地揭露了整个封建官僚机构从上到下贪污成性、昏庸糊涂、朝不保夕的腐朽黑暗的社会现象。《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部分为作者所肯定所赞扬的人物，一类诗士林为数不多的贤者，一类诗市井小民。而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即信守自身的人生原则，前者不为功名富贵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