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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第一篇：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新乡市名著研究小论文谈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新乡市长垣县芦岗乡四中程绍硕我读过吴敬梓先生的《儒林外史》多遍，感受颇深。在我所知道的科举取士的时代里面，只有进业中举，才能够步入升官发财的坦途。于是天下的读书人，莫不终其一生，埋头于八股文章，什么进德修业的理想，都在追求名利的欲望之下丧失殆尽了。我认为《儒林外史》就是暴露古代知识分子的丑陋面貌的讽刺小说。和世界上别的卓越的讽刺作家一样，吴敬梓先生描写了中国十八世纪封建社会的卑鄙黑暗现实的时候，是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的。我认为这部小说的讽刺艺术主要表现为：辛辣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的高度统一。写实是讽刺的基础，真实是讽刺的生命。小说中所讽刺的人和事，像周进、范进的热衷科举，严监生、张静斋的横行无忌，王惠、汤奉的贪酷凶残，匡超人、牛浦郎的精神堕落等等，都是作者对司空见惯的生活真实的艺术概括。这种辛辣的讽刺还投向了悭吝的地主，投向了封建地主的帮闲。严监生、胡三公子都是“有钱癖，思量多多益善的人物。严监生因为心痛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费了油，以致临死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个场面是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不能忘记的。作者在这部小说里嘲笑了这种剥削阶级的特性，而对于各种轻视金钱的人物却给予了同情和赞扬。和高利贷剥削相结合的大地主盐商，也是这部小说里嘲讽的对象。书中嘲讽了他们冒充风雅，忌讳自己出身的微贱，并且揭露了他们的骄奢淫逸，仗势欺人。此外，作者还描写了一批依附封建地主阶级和盐商生活的帮闲，一批“斗方名士”。这类人物的心理，可以用牛浦郎的想法为代表。牛浦郎在牛布衣的诗稿上看见题目上写着“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等等之后，就想到：“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牛浦郎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厮，突然有此念头，并且从此就堕落到卑鄙无耻的地步，在描写过程上好像有些不近情理，然而作者的用意却是想通过这些人物，从科举制度的另一个方面来写出当时的社会的腐败。这样一些人物的存在，不但有想和达官贵人往来的虚荣心，而且认为这样就可以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上面，存在着庞大的不劳而食的官僚、地主，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寄生虫。这正是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真实基础上的夸张。吴敬梓先生从人物关系及人物所处的客观环境出发，使夸张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显得合乎情理。如周进的撞号板，正是他在屡考屡败，受人侮辱，穷愁潦倒的经历中产生的心酸、屈辱、绝望心境下所必有的行为。像范进的发疯，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终时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等精彩描写，都因合理的夸张而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矛盾，让人物处在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取得讽刺效果。如匡超人对人吹嘘他文明五省，却不知“先儒”二字是何含义；严监生吹嘘自己“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却强圈别人的肥猪，使其高尚的言行与卑劣的行动形成强烈反差，取得讽刺效果。运用白描手法进行讽刺。作者往往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与细节进行白描，不作主观评论，把爱憎寓于具体的描写之中，如写马二先生游西湖，完全让主人公自己行动：看到好吃的，他就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看到仁宗皇帝的御书，就马上磕头下拜；看到女游客，就低头不敢仰视；看到茶馆的女招待，就转头离开；看到书店里自己的八股文选本，就打听它的销路。游了几天西湖，他对这里的秀丽景色一无领会。靠这种白描手法，使马二先生的思想迂腐、精神空虚自然而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收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效果。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讽刺。既有人物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龌龊的心灵的对比，又有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对待同一对象作不同态度的对比。如梅玖在周进初到薛家集时，他“慢慢地立起来和他相见”，而周进中举做官后，他就向周进的长生禄位牌叩头。胡屠户对待范进前倨后恭，他到范家两次贺喜，第一次是范进中了秀才，他凶神恶煞般的训斥范进，贺礼微薄，骄横傲慢；第二次是范进中了举人，贺礼厚重，态度谦卑。还有同一人物思想性格不同方面的对比，如马二先生性格中善良敦厚的一面与迂腐可卑一面形成对比，王玉辉鼓动女儿自杀殉夫与女儿死后内心的悲伤的对比。我认为，在这些对比中，科举制度的腐朽，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受到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因为作者所憎恶的是八股科举制度，而非现实中的某个人，是要通过讽刺给人留下严肃的思考，而非制造廉价的喜剧效果，所以他对于不同地位的人物采取不同的讽刺态度。如对王惠、汤奉、严监生、王德、王仁等，是无情的鞭挞；对马纯上、王玉辉等人则是既有讽刺批判又有怜悯同情。对周进、范进，在他们未中举时，是讽刺中有同情，且以同情为主；但对他们中举以后的所作所为，则变为辛辣的嘲讽。鲁迅先生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