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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纳兰性德的词学观

第一篇：谈纳兰性德的词学观湖北孝感高级中学周雁纳兰性德的词，因其真切自然地风格和悲凄哀婉的情调，一直受人关注，在清代词坛乃至中国词史上都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不同时代的读者都能从他的词中找到感情的共鸣，获得清幽纯粹的心灵感受。纳兰的一生是一个充满怪异的矛盾体，与出生不相称的行径及伤感，引起无数人研究追问的兴趣。他充满哀伤的行吟动人心弦，凄楚悱恻。纳兰像长于汉学土壤之上的异域之花，清香素雅，以其不是雕琢、自然纯粹的美独自绽放三百多年，“别样清幽自然标格”呈献给读者无数美好的美感享受。淡妆素裹的风格，“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不尽深情，赋予了纳兰词独特的魅力，使其在词史不断闪耀着夺目的光华。纳兰性德生于1655年，当时满族入关君临天下仅十一年，满族作为一个马上民族，骑射为其根本。入关前，汉文化对“后金”的影响渗透微乎甚微，满族奠基人努尔哈赤能读汉文小说，努尔哈赤的近臣子侄中惟皇太极略通文字，同族中甚少有人识字。自建立清朝后，出于政治及社会发展需要，清统治者开始重视学习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满族文化的建设是从清朝建立之初逐渐起步的。如此文化背景下，纳兰性德无疑是“满族中一位最早笃好汉学而卓有成就的文人”。满清子弟中，性德为其间翘首，“八旗词家，首推纳兰容若《饮水》《侧帽》二词，清微淡远”。在清代词史里，纳兰之成就也举足轻重，“依声之学，国朝为盛，竹、其年、容若鼎足词坛”，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叙述清代词人，当以纳兰性德为始，词最有名，为清代词人之冠”。纳兰词的文学地位已是毋庸置疑，以一初入中原的满族贵胄公子，能在名家辈出的词坛占得一席之地，除去天赋禀性——即诗人气质，顾贞观曾说他“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并不能善怨„„容若天资超逸，攸然尘外”，也有时代大背景的原因，康熙重视学习汉文化，并且当时满汉之防有所松动，而汉族文人对纳兰性德创作成就及词风形成更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纳兰是一位早慧词人，“自幼聪明，读书过目不忘”。在童子时已语出惊人，十四岁通六艺，十五岁入太学就读，十七岁中举后由国子监祭酒徐元文引荐给其兄徐乾学，这段师生缘持续至容若去世。徐乃清初大儒、明末清初著名汉儒大师顾炎武的外甥，这种师承关系，对性德接受汉儒文化传统无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执经左右，十有四年，先生语以读书六要，众经史诸子、百家源流，如行者之得路”，而《通志堂经解》的编撰更是直接得益于徐。天资聪颖，刻苦勤奋加之名师教诲，使得纳兰对华夏文化掌握娴熟，“谈经史源委及文体正变，老师宿儒有所不及”诸多文体中，又尤醉心于词，“喜作诗余，禁之难止”，其词被认为“哀感顽艳”、“纯任性灵”，而中国的诗歌传统是悲且雅，“自屈原以降，特别是汉魏六朝时期怨幽悲之音不绝，所谓无怨不成诗仿佛成了诗歌创作的底蕴，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情调特点了”英国作家利顿•斯托雷奇也在读《中国文学辑萃》后说“读了这诗集，发现中国的古典诗中普遍地有一种感伤、忧郁的气氛„„中国人的忧伤是很细致很深沉的，忧郁似乎是中国诗歌的基调”。在几千年的文学发展中，汉族文人逐渐形成了以悲愁为美的艺术心理，强调诗穷而后工，悲愁方感人，“无怨不成诗”成了文人诗歌创作的普遍倾向。接受汉文化影响的性德，自然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受到这种情调的影响，从而使这种哀感流于笔端。纳兰性德又与江南落魄才士，如顾贞观、严绳孙、姜宸英、秦松龄、陈维崧、朱彝尊、吴兆骞、张纯修等相交，诗词唱和，他们学问淹通，却多潦倒失意，有志难伸，有才难展，因此多有感时伤时、悲怆哀抑之语，纳兰置身其中，不能不受到他们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他在七古《填词》诗中阐述了他的词学思想：“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醉醒，美人香草可怜春”。他认为词的内容应与诗一样，“欢娱工”不如“忧患作”，这与“穷而后工”、“悲愤出诗人”之意相近。纵观他的350首左右词，正是这一观点的实践。词人张德瀛称“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为容若自道甘苦之言。由此可见，纳兰词作中的愁苦之音颇受汉文学家感伤情绪的认同之影响。纳兰词又非豪门公子哥的闲愁，也非为赋新词强说愁，他的词自然真切，笔端字里尽是真情吐露，有评“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以口写心，决不再用理论去加以斫削模造。所以清新秀俊，自然超逸，情词俱胜，无懈可击”，“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严迪昌在清词史中也说“赤诚醇厚，清真意挚，几乎将一颗哀恸追怀、无尽依恋的心话拔拔地吐露到了纸上。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他以真情人词，坚持词应抒发感情、表现感情之理论的结晶。纳兰于词推崇南唐李煜，他的词也常被人同李后主词相联系，“饮水词人，重光后身也”，他在《渌水亭杂识》中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绕烟水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