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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辛亥革命ls革命的实质是权利重新分配（回归历史的本来面目）核心提示：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向往民主共和，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参加革命后能在新政府里做官，获得权力。若将晚清“新政”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罪己”开篇，以“变法”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1901年1月29日，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此谕无具体内容，却是“新政”时期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将此次变法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作了区别：“康、梁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其次，将变法的话语主导权从维新派手中夺了过来，谓戊戌年镇压维新派不过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再次，强调虽变用西法，仍须注意实际操作的“本土化”：“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最终，圈定变法范畴：“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既曰“西学之本源”，言外之意，则除了君主制（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能更动，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所谓“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1901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武举，走出了废除科举制度的第一步。1904年1月，张之洞、张百熙及荣庆上折指出：由于科举未停，导致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1905年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中外媒体一致夸奖，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诏令既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五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但是在舆论普遍赞扬的同时，废除科举制度对当时乃至现在的中国产生了异常深刻的影响。首先，废除了科举，等于是废除了读书人阶层的“中国梦”，传统的平民上升孔道被关闭了。尽管因为名额有限，科举考试中实际考上的并不多，但是制度的开放，给人们一种希望、一种鼓励。而且这是一种低投入的教育，一本参考书可以用几十年，只要不是所谓赤贫，一般人也还可以负担。加上大家族、公田等地方体制的支持，对贫寒子弟来说，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希望，多少是存在的。这种情况，到废科举之前的几年已发生一些变化。对于当年那些考生来说是很困难的，这类改变，对读书人造成很大的影响。科举制废除后，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所谓的“士”就没有来源了。以后的读书人，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必须出自新学堂。而新学堂除了需要花很多钱之外，还有年龄的限制。以前百岁也能做童生，并且被看作是天下盛世的一个盛举。新学堂基本上三十岁以上就进不来了，再后来是二十五岁、二十岁，年龄逐步往下降。习惯了新体制的今人，不易领会年龄限制带来的影响——一个人若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各种条件未能进入新的教育体制，他一生也就基本没有机会走读书上进之路了！对当年所有怀揣“中国梦”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生阻隔。除年龄外，废科举兴学堂之后，通过读书改变身份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还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强，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以前念书的人主要都住在乡村，没有多少人需要到城里去为考试而复习。后来学校集中在城里，还要有钱的人才念得起。这样，对于乡下的穷人，这条路基本就已封闭了。然而中国人口中数量最大的，恰是这一群体。年龄的限制、城乡的差别和贫富的差距，导致读书人群向着特定的方向转变。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更多的边缘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另外，对于士绅们来说，废科举以后，他们叩官无路，绅权开始抛弃皇权。苏抚程德全在考察苏常情况时就感叹，“惟查本省各官，往往因公与绅不洽。即洽矣，而又事事徇其所请，几忘权限之所在。”士风日下，士绅们不再关注中央，而是把目光紧紧盯住所在的当地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公与绅不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加剧。科举制的废除，将士绅从传统官僚队伍中剥离出来；而预备立宪，又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