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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课件重点

第一篇：近代史课件重点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存在最主要的问题：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内部迅速膨胀的人口及其引发的相关问题，二是外部世界一体化的初步形成及其对中国的压力。这两大问题成为18世纪末以来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问题。广州一口通商制度：1757年清廷下令广州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所有贸易由“十三行”实行。“十三行”也称洋行，是清政府指定的可以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行数并不固定，最多时达26家，最少时只4家。十三行的行总（总商）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给清廷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落后的原因有三（鸦片战争前）：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象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则还在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二是西洋人在十八世纪中期就进行工业革命，广泛使用机器生产，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三是西洋各国在激烈的竞争中养成了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西洋各国虽小，但非常团结，而我们的国家虽大，然而如同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我们落后了。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7月3日，美国援引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属条约的所谓“先例”，与清朝政府签订《望厦条约》，不仅争取到了英国人所争取到的大多数在华特权和利益，而且还有所增加和扩大。关税方面，《南京条约》规定要“秉公议定”，而《望厦条约》则明确提出税则的变更由美国领事“议允”，从而正式取得关税协定权。治外法权方面，《五口通商章程》只规定在英人与各国人发生词讼纠纷时，英人由英国领事审理，而在《望厦条约》中，不仅规定中美民人词讼时美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而且规定美国人与他国人之间的词讼也罢由美国领事审理。此外，《望厦条约》还规定美国军舰可以到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这就为外国军舰践踏中国的领水权、干涉中国内政和压迫中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规定可以在口岸建立教堂、医院，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侵略开辟了方便之门。中俄瑷珲条约：俄国表现更为恶劣。它乘中国内外交困、无力他顾之机，于1858年5月，逼签《瑷珲条约》，使俄国不战而夺得黑龙江以北原属于中国的60万平方公里领土。《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条约制度取代了“朝贡贸易体制”。从内容看，“条约制度”的内容包括了列强在华的主要特权，此后列强除了少量几种新增特权之外，只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和具体化。从范围看，“条约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清帝国的中枢和内地，中国开始全面地置于“条约制度”的约束范围之内。在“条约制度”下，中国被迫开放。这是一种“炮舰下的开放，是一种丧失主权的开放如何评价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1、问题的提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不断有人为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对华的多次侵略进行辩护。国内有人提出要感谢列强的侵略，否则至今中国还在封建时代原地踏步。有人主张要重新评价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冲击了中国封建的“超稳定系统”，不但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扩张，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历史进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良机，有人甚至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但不应该被批判，而且应受到表扬，因为他们给中国人民“启”了“蒙”，带来了“近代文明”。2、在学术界，由美国学者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参见［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提出在中国历史变化主体上的“去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历史变化的影响是有限的，中国近世的变化主动权是在中国自身。为此，就把中国说得一切美好；如果不美好，那也得说成是中国自己的事。既然主动权在中国人手中，成也好，败也罢，与外国人无关。这样就解脱了历史上的帝国主义的罪行。本世纪初此类观点被国内许多年青学者接受。判断一个历史事件的是非，存在双重标准：一是伦理、道德标准，用来衡量历史事件的合法还是非法，正义还是不义；另一个是历史标准，衡量历史事件是进步还是反动，符合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一般情况下，这两个标准是一致的。从伦理标准来看，帝国主义发动多次侵华战争，都是侵略战争，必须从道义上予以谴责，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在以历史标准分析列强侵略中国的作用之前，还有两点要注意，一是目前的世界是处在民族国家时期，离“大同”还很遥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民族立场问题。如果一个民族生存都成了问题，就没有什么进步可言。二是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尚未开化的土著民族不同。在中国绝不可能出现民族被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