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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制度是新时期干部人事改革的重大成果（精选）

第一篇：退休制度是新时期干部人事改革的重大成果（精选）对退休制度形成的历史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党的工作重心的政治路线，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而正确的政治路线，需要组织路线来保证。10年“文化大革命”内乱，林彪、四人帮猖獗，党的干部路线遭到严重破坏，正常的干部培训、选拔、任用机制被打碎，德才兼备干部成长的道路被堵塞。造反派、打砸抢分子和帮派骨干分子混进各级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以后清理了这“三种人”，党的干部结构出现严重的断层现象，各级领导机关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与此相应的突出问题是，各级领导班子老化的状况非常严重。“文化大革命”之后，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一大批被冤屈的老干部获得解放，恢复工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是党正视历史、正确对待老干部的结果。但是，由此产生了新的问题：大量的老干部返回领导岗位，大体上恢复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很快就出现了“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的现象，并且使党政机关领导班子原本年龄偏大的问题更加突出，许多老干部年高体衰，积劳成疾，很难承担领导岗位的繁重工作。要确保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及其稳定性、连续性，必须要有人、有干部，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从组织路线上全面系统地解决干部老化和年轻干部缺乏的问题，成为党在当时必须解决的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邓小平、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把它作为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提了出来。早在1964年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军队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与此同时，他还考虑过建立“退休制度”，但限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主要是当时的干部年龄普遍不大，这一问题尚不紧迫，因此邓小平的上述主张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付诸实施了。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再一次强调:我们现在的体制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不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从中央起，我们各级党委、特别是老同志，一定要时刻不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承担起这个庄严的责任。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了。”提拔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老干部的离职问题，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就必须解决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主要是老干部的离退休问题，这是干部队伍建设过程中紧密相连的两个问题。有鉴于此，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务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的问题。邓小平关于干部实行离退休制度的建议，得到中央大多数人的赞同，陈云说“这势在必行”。1982年2月20日，为了适应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四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加快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中共中央正式颁发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它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干部退休离休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道路。干部退休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第一，干部退休制度建立的直接结果，是妥善解决了新时期党和国家干部队伍面临的严重问题。随着干部退休制度的实行，大批老干部离退休或者退居二线。这样，就使“文化大革命”后困扰全党、严重影响党的政治路线贯彻落实和妨碍党的事业发展的干部老化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党政机关人员臃肿问题得到很大改善，顺利实现了新老干部的交替。第二，使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为新时期干部人事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干部队伍建设创造了条件。由于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干部、职工队伍中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能升不能降、能留不能去、能干不能退的倾向普遍地、长期地存在着。退休制度打破了这些观念，在全社会深刻地传播和树立了一到规定年龄就应退（离）休的意识，并使之深入人心，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这种遍及整个社会的强烈的意识和氛围，有利于后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退休制度打破了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为领导干部任期制和限任制的实行奠定了基础。退休制度还强烈地向领导干部传递了一种理念：领导职务不是终身的，任职是有时限的，为后来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和限任制奠定了基础。而领导干部任期制和限任制，为国家政治权力稳定的代际转移奠定了基础，有利于从根本上保障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和健康发展，保持领导机构的生机与活力；有利于发现和培养人才，把优秀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从而保证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永远兴旺发达，并且为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持续发展奠定扎实的政治基础。退休制度破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思想的一个创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存在着党和政府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现象。根据新时期干部退休制度，老干部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离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