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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争端问题（推荐阅读）

第一篇：钓鱼岛争端问题钓鱼岛争端问题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今年以来，由于日本右翼团体多次登上钓鱼岛，修建非法设施和标记，再次挑起两国间这一争端。2010年9月7日上午10点15分左右，在钓鱼岛海域，一艘载有约15名船员的中国渔船被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冲撞。而后又与追踪的另两艘日本巡逻船中的一艘发生碰撞。日方登船检查并逮捕中方船长,从而再次掀起中日钓鱼岛权属争端。而至近年来关于钓鱼岛渔业权的争端也愈演愈烈，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钓鱼岛争端的产生与60年代末关于钓鱼岛附近蕴藏有大量石油的“埃默里报告”的发表有关。自那时起,中日双方在岛屿主权问题上互不相让,斗争日益激烈。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时代的到来，双方斗争更加尖锐。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我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处，距日本琉球群岛约73海里，但相隔一条深深的冲绳海槽，该地常年风大浪高，古代为航行者所忌，只有我国渔民顺水顺风，才有可能前往岛上及其附近海域从事采集野生植物和捕鱼等生产活动。钓鱼岛列岛系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三个小岛礁组成，总面积约6.3平方千米。其中，钓鱼岛最大，面积4.3平方千米，海拔约362米。东南侧山岩陡峭，呈鱼叉状，东侧岩礁颇似尖塔，岛上长期无人居住。中国早在明朝就有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文献记载，明清两朝政府一直视钓鱼岛为中国领土。直至清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十月，即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慈禧太后还曾下诏书，将钓鱼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为采药用地。关于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即为中国领土，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经过严肃认真考证后得出的结论。井上清曾于１９７２年撰写了一部专著，题为《“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他在书中指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经过查阅历史文献而断定：钓鱼岛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正如井上清教授所云，日本明治维新开始（１８６８年）以前，在日本和琉球，离开中国文献而独立言及钓鱼岛的文献，实际上一个也找不到。日本最早有钓鱼岛记载的书面材料当算１７８５年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然而，他也是以中国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为依据的，该图也是采用中国的“钓鱼台”为岛名，并将钓鱼岛和中国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红颜色标出，而久米岛则同琉球一样为黄褐色，并照引徐葆光的话称，久米岛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１７１９年日本学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岛志》一书中提到琉球所辖３６岛，其中并无钓鱼岛。１８７５年出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中也无钓鱼岛。日本有人指出，中国出版的地图也曾使用过“尖阁列岛”或未标明钓鱼岛，以此作为日本领有主权的根据。在中国历史地图册上，清朝时钓鱼岛曾标明为钓鱼台，为今台湾沿用。在日军占领时期中国出版的地图上，钓鱼岛曾被迫改为“尖阁列岛”或未加以注明，例如当时上海《申报》出版的中国《新地图》便是如此。战后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印制的中国地图，有的仍沿用或受其一定影响。例如，《中国分省地图》１９５６年第一版和１９６２年第二版均在地图集最后附加了一段说明：是根据抗战时期或解放前申报地图绘制。正是由于上述日军占领中国的历史原因，造成中国地图中关于钓鱼岛记述有不尽相同之处。这些只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历史的遗痕，而决不能证明日本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为了证明自己行动的合法性，日本一再声称它是根据国际法上的“无主地占”原则行事的。从日本方面的资料来看，它确曾有过领有的企图。例如，明治十二年(1879)，日本内务省地理局在其编纂出版的《大日本府县管辖图》中，首次将钓鱼岛等岛列入琉球管辖；明治十九年(1886),日本海军省水路局出版《寰瀛水路志》,将钓鱼岛、赤尾屿、黄尾屿划入日本洲南诸岛。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些领有企图存在明显缺陷：(1)这种企图的主体并非日本中央政府或内阁决议，因而并不代表国家行为；(2)当时中日琉球之争并未解决，中国清政府从未承认琉球归属日本；(3)这些企图具有片面性和不公开性。因而,这种领有企图在国际法上不具备实质意义。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是中日双方之间的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和同意,日本与任何第三方就此问题所作的安排都是无效的,并对中国没有约束力。其次，在战后领土归属问题上，日本只能严格遵守其在1945年接受的《波茨坦公告》及《开罗宣言》。美日之间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不能变更钓鱼岛的地位。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的规定，日本在战后理应将包括钓鱼岛群岛在内的台湾附属岛屿一并归还中国，而根本不存在战后美日所谓的日本对钓鱼岛群岛享有“剩余主权”的说法。至于1951年的对日《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苏等国的参加，因而是非法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