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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与牛津大学

第一篇：钱钟书与牛津大学钱钟书与牛津大学梁姓学生（后排右起第二人）进入牛津大学时的注册照罗伯特·雷纳夫·马瑞特（1866-1943），1928-1943年任埃克塞特学院院长。钱锺书在牛津大学穿的黑色学袍。杨绛先生回忆说，其实就是一件身后拖着两条长飘带的“黑布背心”。钱锺书在牛津大学注册登记表上填写的个人信息，从上到下依次为：入学日期、所在学院、姓、名、出生日期、出生地、毕业院校、父亲姓名、父亲职业、父亲现住址或现供职单位、家中排行。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保存的钱锺书的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下方圆形印章中显示的数字“5.3.54”，是指钱锺书论文投馆日期为1954年3月5日。按：牛津大学本科毕业生论文交学校图书馆总馆存档的规定始于1953年秋季学期，此前并无此要求。当年埃克塞特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副院长使用的记事卡片上有关钱锺书的点滴信息，其中包括钱锺书的姓名、毕业院校、父亲职业、自身身份等。下方两行字记录了钱锺书的一点趣闻：“迷人。读他的姓作Tiens,以免跟狗的发音相混淆(按:钱的韦氏拼法Chi'en和法文中狗这个单词Chien,除中间多一撇之外,几乎完全一样。）从公共汽车上跌落，磕了一颗牙，自称是“和牛津土地的第一次拥抱”，等等。”"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也有类似的回忆文字：“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了一大跤。”杨昊成钱锺书的牛津大学毕业证书颁发于1937年10月29日。然而，出乎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接着走下面一步，即申请学位。因此，从理论上说，钱锺书在牛津并没有被授予任何学位。中国学生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是19世纪末的事情，而且人数不多。牛津大学的学生总是隶属于某个学院，但也有非学院制可供选择：1868年，牛津大学成立了“非学院制学生事务委员会”（DelegacyofNonCollegiateStudents），为学生提供无需缴纳学院制学生应交费用的大学教育。早期留学牛津的一些中国学生之所以选择非学院制，要么是因为他们没能进入某个学院，要么是因为他们觉得非学院制更省钱。那时吸引中国学生的学院主要有六所，分别是基督教会学院、耶稣学院、新学院、林肯学院、埃克塞特学院和莫顿学院。埃克塞特学院于1910年迎来了第一位中国学生，这位名叫LeungLuenChiu的中国学生生于广州，从小在英国接受教育，是香港富商梁仁甫的长子。我们几经努力，都没能找到这位中国学生的中文原名，只知道他名字中的前两个字为“梁銮”，Chiu中文为何，待考。我们从那一年埃克塞特学院的新生入学照上，可以看到这位穿着齐整的中国学生相当自信地站在后排的位置上，右边半个肩膀为同学所挡。这位梁姓学生似乎并未参加学校的毕业考试，但后来到伦敦当了一名合格的律师。本文介绍的对象，其家庭背景不如梁姓学生那么富裕，但极有文学教养。这名青年携夫人于1935年秋来到了埃克塞特学院。这名青年就是钱锺书，他之所以能到牛津留学，首先得益于1909年设立的庚子赔款奖学金。庚子赔款与英国文学牛津留学生1933年，英国政府庚子赔款管理委员会南京董事会开始了一项资助中国学生前往英国留学的计划，为期三年。该奖学金为每一位受益者提供的具体资助额为：服装费20英镑，往返英国的交通费80英镑，每月学杂费及生活补贴24英镑。这在当时是相当优裕的条件了，可以确保每一位留英学生三年中无忧无虑地生活、学习。留英学生的选拔考试始于1933年夏。那时强调理工科方面的紧缺人才的培养，而派往英国留学的学生，大都去了伦敦大学。与此同时，庚款奖学金的设立，也有促进中英文化交流的目的，所以每届考试都设有英国文学方向的留学名额。竞争异常激烈，参加考试者虽然都是各路英豪，但第一年186名候选人中，最终胜出的只有9名。其中19名参加了英国文学科目的考试，只有一人获得了这份难得的奖学金，这位幸运者名叫李祁，是一位才女。事实上，首届被录取的9个人中，只有李祁去了牛津，其余8人，除了学医的林兆耆去了利物浦大学之外，其他如王葆仁、石声汉、吴大任、钱清廉等都进了伦敦大学，在那里开始了他们各自理工科专业的学习。第一批9名留学生1933年10月间到达英国，入学程序都是他们到达后开始的。李祁被安排在牛津大学攻读学位，可是她到的时候，英国各大学已经开始了秋季学期的教学。设在伦敦的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想方设法为李祁在牛津大学女子学院学生社团（SocietyofOxfordHomeStudents，即如今的圣安学院）谋得一席，最终于1933年10月28日接受了李祁。李祁于10月31日注册入学。由于她入学迟，所以直到1934年3月9日才正式进入英文系。她以一篇题为《作为自然诗人的雪莱与李白之比较》（“AComparisonofShe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