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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乎世情还是坚守自我

第一篇：顺乎世情还是坚守自我顺乎世情还是坚守自我？——读青年作家王跃文小说《国画》有感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社会现实得让人有点可怕。很多丑恶行为也在这个逐渐变得冷漠的社会中暴露出来，“官二代”“富二代”的“新奇事儿”刺激着人们的眼球。在这样现实的社会里，还能坚守自我的人们有多少？数据应该不是那么乐观吧！不坚守自我难道我们就应该顺乎世情吗？这样的一个结果谁的错？读国画中最让我感想良多的就是两个人物间的比较。这两个人物是同乡、同学和朋友，内心深处也有相通的地方，但又绝对是两种性格两种道路两种人生。这两个人是：主人公朱怀镜和曾俚。朱怀镜来自农村，从小家境贫寒，经历过艰难困苦的生活。这种生活在他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当官后也仍然时不时地想起贫穷的乡村。他买双鞋，买件衣服或下馆子吃饭，总会突然想到花的这些钱，父亲得辛辛苦苦做半年或者是一年。他太熟悉乡村，太熟悉父亲一样的农民了。那是他心灵和情感的腹地，他有着永不消散的“农村情结”。但他毕竟离开了农村，离开了父老乡亲，已经逐渐融入到现代城市、现代官场直至权利中心之中了。故事开场时，朱怀镜从家乡乌县副县长调任市政府某处副处长已经三年。三年来他饱尝官职低微所带给他的压抑和屈辱，他下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处境。要改变处境，就必须升官；要升官就必须让领导赏识（他说如今有时候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上司对你的看法）；要取得领导的赏识就必须同领导拉关系套近乎。这一套果然有效，终于引起了市长和秘书长的注意。但光是引起注意还不够，还得有投资，即需要送钱。他说，现在玩得活的，是那些有权支配国家钱财的人。他们用国家的钱结私人的缘，靠私人的缘挣手中的权，再用手中的权捞国家的钱。如此循环，权钱双丰收。可我处于这个位置，就只好忍痛舍财，用自己的血本去投资了。于是他以祝贺市长儿子出国的名义向市长送礼两万元。妻子担心人家不收反落无脸面的下场，他笑妻子妻子太落后不了解行情。他说：现在送礼一不需要理由——千条理万条理送是硬道理；二不要送货物——这样货那样货钱是硬通货。你别不担心有人会拒礼。正派的不要钱的领导肯定有，但我可能还没有这个福气碰上。当然好人肯定有而且比坏人多，但我不知道谁是坏人，也不能指望谁是好人，因此必须送。送礼成功，朱官升一级，被提拔为财贸处处长。后来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直至副厅长。再后来由于官场波诡云谲的权利之争，他也曾一度翻船丢官，但终因关系网络的法力，重又当上某地区地委副书记。曾俚呢，与朱从小学到高中是同学。大学时朱上的是荆都财经学院，曾上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从第一个寒假起，朱就发现曾俚像是变了一个人，总是慷慨激昂、指点江山的样子，思想深沉而激愤。大学毕业后，曾先是分在北京的一家报社，后来常换地方，去过许多家报社和杂志社，皆因性情耿直倔强，笔锋尖锐犀利而为俗世所不容。小说对曾俚的描写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是他调查并报道了乌县黄桃假种案。第二件事是，他坚持报道乌县一起骇人听闻的人命案。这件事主要责任在县领导。面对如此惨绝人寰的人命事故，县领导准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死者家属安抚下来算了。但此事偏偏被回家探亲的曾俚知道了，他愤怒到极点，无论如何坚持要报道。朱受县领导之托前来说服曾俚。恰在这时，正赶上曾俚弟弟下岗，家里生活极为困难，曾俚帮弟弟找工作，县里已答应给予安排。七十多岁的曾母听说大儿子要与县里过不去，小儿子的工作要黄老，气得服毒自杀，弟弟气得冲着他又打又骂。曾俚万般无奈，悲怆欲绝，仰天长叹，泪流满面。朱对曾俚很愧疚很同情也很无奈，心想曾俚在为正义慷慨陈词的时候他家中的老母亲却因为他的正义正走向死神，他为正义要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如此现实，除了让人世故、委琐和庸俗，还能叫人怎样呢？”通过以上的素描，朱怀镜与曾俚两个人物形象的大体轮廓基本呈现出来了：一个是扭曲着自己的灵魂以顺乎世情的“成功”者，一个是坚守着自我的人文情怀，拒绝与污浊的社会现象同流合污的“失败”者。朱怀镜对世情的顺应最主要的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接近领导”。对于这一点，他是由开始的不顺应到虽然无奈却是自觉主动地扭曲自己去顺应。他向妻子解释过他的这一变化过程。他说，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这么多年我一直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从不曾在谁面前低三下四过，从没有去拍过谁的马屁。我刚三十岁就当上副县长，一是运气，二是自己的能耐。可如今世风变化太快，你在官场上就不能再全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了。我来三年多了，我忍耐力三年，等待了三年，观察了三年，也痛苦和矛盾了三年。这三年中我越来越清楚，再也不能抱着自己过去认定的那一套处事方法了。那样只会毁掉自己的一生。我也想过，不是自己没本事，而是没人在乎你的本事；我不去同领导套近乎不是我目无官长，而是长官无目。所以我一直等待领导的赏识。可是在这种体制和世风下，再好的组织原则、组织路线，也得看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