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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当校长的故事

第一篇：领导人当校长的故事领导人当校长的故事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所长期党校”。这是中共中央最早的一份关于开办党校的决定。此后，由于形势所迫和条件所限，“最高党校”一直没能开办。但这份文件，为日后中央党校的创立，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883年3月14日)50周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在江西瑞金开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它就是中央党校的前身。1935年11月，中央转战陕北后，正式在瓦窑堡开办中央党校(后迁至延安)，培养高级干部。董必武言传身教在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先后出任教务长和副校长。1935年，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陕北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董必武虽是校长，待遇却低得出人意料。他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为了方便工作，他花1块多钱买了一块怀表。这块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但董必武说：“反正快慢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在董必武任校长的两年时间里，中央党校的规模迅速扩大。1937年5月，党的早期领导人李维汉接任校长时，学员已多达四五百人。毛泽东题写“实事求是”1943年初，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从那时起，到1947年3月中央党校因内战被迫暂时停办，毛泽东一直直接领导中央党校的工作。中央党校得到进一步扩大，学员由几百人发展到了3000多人。毛泽东出任中央党校校长后，采取了三大创新性举措：其一，对办学思想进行改革，停止执行理论与实际割裂、脱节的教学计划和安排，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其二，鼓励学员参加大生产运动，一方面锻炼自己，另一方面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自给自足；其三，广泛开展文艺活动，活跃生活，配合教学。中央党校在延安的两个礼堂，就是学员们自己建起来的。在建造过程中，设计图纸、运1送材料、盖房等，大都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完成的，其间只请了少量的石料工人。大礼堂将要竣工时，学员们左看右看，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有人提议在礼堂正面的墙上，挂个校训题词。一说到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了中央宣传部的范文澜老先生。但范文澜试着写了几条，自己都不满意，便提议去找毛泽东写。毛泽东欣然答应，立即叫人拿来4张二尺见方的麻纸。他沉思片刻，饱蘸浓墨，迅速挥毫，“实事求是”4个雄健潇洒的大字随即跃然纸上。在场的人齐声称赞，这4个字的含义精深、透彻，抓住了中央党校的办学精神。1947年3月，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率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主动转移。国民党军队进入延安后，中央党校的大礼堂遭到破坏。幸好刻着“实事求是”的4块方石，被倒塌的墙壁埋住，因而得以保存。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在清理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废墟时，找到了这4块完好无损的方石。如今，它们被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内。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党校被迁到了北京。1955年8月，中央党校创办了一份校报，所用报名就是毛主席题写的“实事求是”。20世纪60年代初，党校大礼堂建成，其正厅内最醒目的便是“实事求是”4个大字。20世纪90年代，它先是被镌刻在中央党校大门内专设的石壁上，后被移至现在的位置——大礼堂前的广场上。胡耀邦引领“真理标准大讨论”“文革”开始后，中央党校陷入停办状态。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并于1977年3月初确定由华国锋任校长，胡耀邦任常务副校长(主持工作)。这是胡耀邦复出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党校应当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这是胡耀邦首先考虑的重大问题。他明确提出，要把中央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堡垒(后改为“阵地”)，办成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如今，中央党校大礼堂的两侧，就分别写着这样的口号：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领导干部到中央党校后学什么？这是胡耀邦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他在一个会议上明确说，中央党校要开设4门课：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党史党建，使学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有所接触。为此，他组建了一个小组，着手选编教材。最终，中央党校选编了13本教材，共有100多万字。这些教材被印成大字本，除发给学员、教员外，还送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至于中央党校教学的基本方法，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坚持读原著为主、自学为主，教师给予必要的辅导，解答难点疑点问题。“两个为主”，自此成为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胡耀邦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创办《理论动态》校刊。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5天出一期，每期都由胡耀邦亲自定稿。创刊之初，该刊不断发表拨乱反正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