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与审美———1980年代小说特质再探讨.docx

风景与审美———1980年代小说特质再探讨

第一篇：风景与审美———1980年代小说特质再探讨风景与审美———1980年代小说特质再探讨文章来源：文章作者：傅元峰发布时间：2008-01-13字体：[大中小]1980年代小说审美模式转变期,风景描写连缀人、社会文化和自然,给小说诗性中所必然包含的个性和人性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个体审美精神在80年代小说中有两种体现:体现为一种独立的个体意识,因而叙述者能够自立;还体现为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因而叙述者能够自审。具有独立品格和自反意识的叙事者在小说中出现以后,小说是对“人”的深入追寻,也是对一种地域文化中“集体无意识”的探究———一种带有个体意味的审美挂靠在地域性的审美观照中,体现为具有集体意味的个体精神。这个时期,人性内涵已经突破了启蒙话语中的国民性内涵:启蒙观照中的愚顽、审美观照中的朴拙,都在文学的诗性开掘中得以呈现。80年代小说让在政治意识层面已经站立起来的农民第二次站起来,这次个体性的站立同时呈现了两种风景,即个性与劣根性,这次站立续接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五四”之后的两种人的观照元素,从而实现了一个立体的人的站立。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可以以何士光笔下的冯幺爸和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为代表。冯幺爸与罗二娘、曹支书的对抗中终于挺直了腰杆。小说这样描写冯幺爸戏剧性的对抗之后的场面:“这一切是这样突如其来,大家先是一怔,跟着,男男女女的笑声像旱天雷一样,一下子在街面上炸开,整整一条街都晃荡起来。这雷声又化为久久的喧哗和纷纷的议论,像随之而来的哗啦啦的雨水一样,在乡场上闹个不停。换一个比方,又好比今年正月里玩龙灯,小小的乡场是一片喜庆的爆竹!„„”风景加入了这场真正的民间狂欢,突破了政治制约。在这段文字中,景物描写成为场景的喻体,一场暴风雨失去了红色审美逻辑中可能具有的审美效力,而代之以主体情绪的狂欢意味。冯幺爸的对抗可以提炼为一种被奴役的觉醒,叙述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冯幺爸的觉醒都可以通过这段作为喻体的景物描写来感知。被政治假释的文学的个性审美由自发变为自觉,“这一切是这样突如其来”!何士光对冯幺爸自我立人的发现,高晓声对陈奂生性格中阿Q遗迹的发现,是中国小说诗性个性化的重要迹象,个性救赎和诗性救赎必须同步进行。小说突破了“伤痕”和“反思”风潮中以落难的文化人为描写主体的局面,将描写的笔触指向了农民,从那里开掘人的丰富内涵,并确立了具有个性意味的叙述主体。在这种开掘中,自然景物描写也携裹了叙述者独特的审美感知,在红色审美系统中消失了的个体性的审美意识终于重现。在彭见明写于80年代的小说《那山那人那狗》中,老少乡邮员的人生价值体现在一条坎坷曲折的山路上,党性视角被一条狗的视角替代了,它是称职的人性美的见证者,朴实描述出了美好心灵、崇高精神和真纯人性。生命的意蕴就在这种朴拙的接续中体现出精神的超越性,就像小说对那只狗的描述:“一只黄色的箭朝那绿色的梦里射去。”红色梦魇随之淡漠。个体的人作为小说叙事对象,体现出小说审美感知的个性化。景物描写反衬出诗性救赎期从生存图景到生命图景的转换。在80年代的多数“寻根”小说中,人性状况的探索和生存境况紧密相连,景物往往与更切实的生存图景互相融合,并最终被蒙上文化的面纱。被推为所谓“寻根”小说代表作的《爸爸爸》(韩少功)、《小鲍庄》(王安忆)、《大淖记事》(汪曾祺)《棋王》(阿城)、《老井》(郑义)等,都描写了一个部族、一个村落、一个群体的生存景况,原生态的生存需求和精神的飞升相结合,突破了美和革命性、人民性的单调结合方式。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生存观展示了一种超时代的人生态度。在内部开掘中,生存的文化解读占据了主要地位,自然景物被赋予文化意蕴。韩少功的短篇《西望茅草地》在茅草地的“枝叶、花瓣、阳光、尸体和歌声”里,叙述者对张种田投射了更多的悲悯情怀———韩少功是站在更开阔的审视空间发现了悲剧制造者们的人性悲剧,这种发现促使他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探询悲剧存在的原因,也促使他突破政治感怀式的人性关怀,将叙写的笔触指向以生存为基轴的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思和批判。小说因此凸显出理性色彩,景物描写也表现出“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1]韩少功人性审查的眼光逐渐穿透了社会历史的表层,向民族文化的深层开掘。与前期作品鲜明的时代感知不同,《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鼻血》、《鞋癖》也在着意表现各种个体生存状态中简单而又费解的东西,神秘和空灵、具象和抽象杂糅,在当代小说中拓展出独特的审美空间。由于着意营造神秘氛围,追求一个多义象征的艺术世界,小说的景物描写增加了主题感知的难度,赋予小说在文化透析中的诗性附着。郑义也关注一个村落的生存抗争史,在《老井》(《当代》1985年第2期)中,他改变了类似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