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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医患和谐思想探微

医患和谐是医学和医患人伦关系的本质要求，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中国古代的医患和谐思想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基于小农经济、宗法制度和熟人社会的社会格局，深受儒家仁学经典思想的影响，在父权主义医患关系模式中，中国古代的医患和谐思想散见于中国传统医德思想之中，主要体现在强调医生自身道德修养、自我规范以及医生对患者的责任义务等方面。梳理和探析这些思想，有助于当代和谐的医患关系的构建。 一、人命至重，济世活人：医患和谐的最高准则 尊重生命和保护生命是一条至上原则，因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始终是人类终极追求的至善目标。 1.医者应做到对患者生命的尊重和珍爱。医学作为一门充满人性的至仁科学，救人生命、济世活人同样成为医德思想的核心所在，医患和谐的最高准则。《黄帝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认为：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晋代医学大家王叔和在《脉经》序中写道：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宋朝林逋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为医，医生乃人命生死之所系(《省心灵·论医》)。金代刘完素指出：夫医道者，以济世为良，以愈疾为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自序》)。《太平圣惠方卷第一》中则写道：道符济国，志在救人也。 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病家十要》中也说：医道，古称仙道，原为活人;医者，生人之术也。这实际说明了医生对患者生命尊重、珍爱和医患和谐道德价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落实到从医实践中，就是要求医生必须做到济世活人，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和以患为本，人命至重。 2.病家的惜生之道有利于医患关系的和谐共生。在诊疗过程中，患者与医生合作的自觉程度也是医患和谐的关键所在，患者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南朝陶弘景《养性延命录》)的情志配合乃至道德修养，理应成为病家应有的生命态度。否则，就可能像扁鹊所指出的轻身重财那样以致疾病难治。所以，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病家十要》中恳切地对病家说：勿惜费，惜之何谓，请问君家，命财孰贵?可见，病家的惜生之道，自然有利于疾病治愈的配合促进和医患关系的和谐共生。 二、医者慈仁，患不猜鄙：医患和谐的内在要求 关于医患关系，宋代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曾语重心长地说：医不慈仁，病者猜鄙，二理交驰，于病何益?由是言之，医者不可不慈仁，不慈仁则招非;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则招祸。惟贤者洞达物情，各就安乐，亦治病之一说(悦)耳。[2] 可见，医者慈仁，患不猜鄙是医患和谐的内在要求。 1.基于慈仁、爱人的仁是从医者最基本的品德要求。中国自古就有儒医同道之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成为许多读书人的理想追求。历代多有文士跻身医道，以致有儒医之称。早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儒家的仁学就开始向医学道德渗透，无数悬壶济世的苍生大医从中汲取营养，留下了杏林春暖、橘井留香、一针二命等千古佳话。《黄帝内经》即把医学作为普渡众生的美好愿望，其《灵枢·师传》曰：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 南齐阳泉在《物理论·论医》中更是明确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清代潘楫引陆宣公曰：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律》中指出：医，仁术也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可见，基于慈仁、爱人的仁实际上就是儒医的精神实质，从医者最基本的品德要求。 2.古代医家也格外重视患者对医生的态度。在就医过程中患者对医生是否信任直接影响到诊治的效果。扁鹊就曾提出：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明代医家龚廷贤在《万病回春·病家十要》中同样指出：九莫信邪，信之则差，异端进语，惑乱人家。针对患者是否如实相告病情，苏轼也曾首先指出： 士大夫多秘其所患而求诊，以验医之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辨虚实冷热于疑似之间医不幸而失，终不肯自谓失也，则巧饰掩非，以全其名至于不救，则曰：是固难治也。(《东坡全集》卷七十《求医诊脉》)。换言之，患者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如实告知病情，并按医嘱服药和调节生活起居，诊疗才会准确有效。如若病家是拘于鬼神者或病不许治者，讳疾忌医、拒绝配合，不信医生，或对治疗失去信心，则不可与言至德、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素问·五藏别论》)。 三、至亲之想，普同一等：医患和谐的基本前提 医患关系的指向理应是一种为人之道，而非仅仅是一种为学之器，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战胜疾病、维系健康达成道德共识的伦理共同体。至亲之想，普同一等就是对人之为人的人的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