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次文代会上的报告 (2).docx

在第五次文代会上的报告1979，全国第四次文代会1979年春天，我和高澎为了创刊号的《瀚海潮》，正在冷湖油田的印刷厂里，陪着工人师傅检字，排版样，突然有一天，省文联的一个长途电话打到了冷湖，找我。来电话的人自称是李振，说受省文联主席程秀山的指示，通知我于某月某日到省上参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文联委员扩大会议，并问我《瀚海潮》的出刊情况。我答应了，且说，一定带《瀚海潮》创刊号与会。回到德令哈，我按指定的时间，带了20册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瀚海潮》去参加了这个省文联委员的扩大会议。会上，代表们对《瀚海潮》创刊号给予了相当好的评价。报到的当天，刊物就被代表们全都抢完了。会议期间，时时有人会提到《瀚海潮》的创刊且进行评点，认为它是开放在旷古寂寞的柴达木盆地里的第一朵文学奇葩。甚至许多代表都把他们的稿子送到了我的房间。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当选为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正式代表，将于十一月晋京参会。那年，我34岁，现在想起来，可真是年青呢。一行六人，从德令哈出发，经西宁，到兰州，抵成都，再南下西昌，途中，我和高澎、刘玉峰还去爬了峨眉山，在西昌与彝族兄弟州进行了文化交流，乘平底舟游邛海，深感那从未污染的湖水“一澈十丈清见底，水草鱼虾镜中诗”；又再重返成都，东去重庆，谒周公馆，看渣滓洞；再买舟南下，抵武汉，登黄鹤楼，远眺“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后继续东行，去南昌，游杭州，最终抵达上海。到了上海，离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开幕也就差不多了。张站长问我：“小子，你坐过飞机吗。”我答：“粉碎‘四人帮’我才翻了身。哪有资格坐飞机啊。……”张站长说：“好。你好歹也是咱柴达木第一个参加全国文代会的晋京代表，我批准啦，买飞机票。坐飞机去北京开会。……”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坐了飞机，到了北京，与青海代表团会合。我们受到了比较特殊的待遇：住进“京西宾馆”。这是当年、也许现在也仍然是北京“最有资格”的宾馆。大家都知道，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就是在京西宾馆开的么……1979年国家的经济还没有从“十年文革”的灾难中恢复，正是积重难返，百废待兴，许多的商品匮乏难寻，供不应求，更别说还使用着许多票证呢。京西宾馆却不同，这里面的食品水果非常丰富，新鲜漂亮，惹得在北京有亲戚的朋友们，纷纷采买了去串门儿。最让人兴奋的是每餐都备有零拷的高档酒，茅台、五粮液、剑南春……应有尽有。于是，青海的酒友们欢颜大开。朱乃正，赵亦吾，陈士濂，王歌行，还有几位我不太熟悉的文艺界人士，大家组成了一个“二两专桌”，除了早餐，我们齐聚一桌，一人二两，真是大大地尝了美酒，过了酒瘾。当然，这是需要个人另付费，不属于会议餐。然而，最让我难忘的是这次大会的解放思想和民主气氛，还有胡耀邦――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的工作作风。1979年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会风很正，气氛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各持己见，讨论热烈，简报频仍。首先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做的报告，那真是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好报告。在刚刚拨乱反正的形势下，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国的改革方向与文艺发展的大政方针，当他讲到“不要横加干涉”时，全场暴发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会后，各个协会的讨论，也是我至今见过的最热烈、最率直、最本真、最有效益的会议。这也是一次真正的盛会――“反右派”斗争被打下去的许多老作家、老诗人、老文艺家，丁铃、艾青、萧军、蹇先艾、王蒙们，在恢复了名誉之后，和“十年文革”被抓进监狱的老作家、老诗人、老文艺家周扬、茅盾、夏衍、巴金、赵丹、陈荒煤们，还有刚刚冒尖叫响的陈新华、蒋子龙、刘新武、贾平凹们……齐齐地汇聚一堂，好不热闹。我和蒋子龙是老朋友，他那时候的《乔厂长上任记》轰动全国，好评如潮。进了大会堂的主会场门口，我正要进会场，看见他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便问他：“你老哥站这儿干什么。”他一把拉住我的手说，“来来。咱哥们儿站在这儿看名人。”我笑说：“你现在火成这样儿，你就是名人。”他说：“咱算什么。真正的名人多的是哪。看，看。来了，来了……”只见那些白发叟，白发媪，残荷脸，菊花眼，大呼小叫，紧紧握手；你拥我抱，泪水盈盈。你拍着我的肩，我指着你的脸，熙熙攘攘，感叹连连。……那一种欢乐，那一种解放，那一种感慨，那一种释怀，不身临其境是真的不能理解的。令年青的我和蒋子龙非常感动。会议开了十一天，也是自建国至今（2015）文学艺术界开过的最长的一次会议。大会开过，各个协会再开自己的小会；因为作家协会的特殊思辨特点，作协的大会发言，竟然让其他协会的代表全都涌到了作协大会的现场，把走道，后场，门口，挤得水泄不通。茅盾仍然以作协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他老人家那年已是八十三岁的高龄了，但精神矍铄，极有风度――那真是一个人人心上开花的季节啊。许多代表的发言也极具特色。萧军开口第一句就是：“人家都叫我出土文物。”若得全场哈哈大笑；刘心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