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与政府管理关系讲话 (2).docx

国际金融危机与政府管理关系讲话全面认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操作层面来描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技术性失误和政策性弊端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等方面分析，才能科学认识它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探索科学的应对方法。一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是一种新的经济现象，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就不断出现，只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生产分配关系的政策措施，使危机的形式有所变化，危机的程度有所缓和而已。西方经济学家常常按照流通领域中的事件，如交易所的恐慌、银行倒闭等来确定危机的开始，回避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原因。而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看来，生产领域中的事件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周期性重复的危机和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中必然崩溃的本质原因，都是生产的社会性同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使生产者享受不到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因而资本主义市场便不可能按照资本增殖其价值的需求来扩大容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对于研究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根源仍具有适用性。虽然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在金融领域，但根源却在生产领域。在美国，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社会中有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还是无法跟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只不过在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其表现形式不是生产出来的住房卖不掉，而是通过贷款已经得到住房的穷人无力现实地支付房款。因此，尽管表面上看，生产出来的住房已经卖掉了，但实际上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已经存在。过度发展金融业催生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其隐含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就显现为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作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先兆的次贷危机，并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它只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二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它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但他们更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不是不经波折的持续增长，而会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揭示了危机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本质原因，又重视研究现代市场经济机器大工业下诸如固定资本更新等体制、技术层面的一般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各部门间的有机联系，以及整个经济结构中某些部分对其余部分的影响，并意识到了局部或部门的危机、波动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马克思深刻阐明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要实现再生产的正常进行所涉及的两大部类平衡问题。这种平衡既包括使用价值的方面，也包括价值的方面；既有相对稳定的简单再生产分析，也有比较复杂的动态的扩大再生产分析。运用这一分析方法可以看到，在社会再生产中，两大部类间若不能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就无法在扩大的规模上顺利进行，就会产生大的波动和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美国金融资本的力量日益增强、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正是凭借于此，美国在国内事务和世界事务中的获利能力和支配地位日益提高。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弱点和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它像一柄双刃剑，在推进美国经济快速扩张的同时，也促使这一经济体和世界经济产生新的薄弱环节，从而使社会再生产的平衡关系变得不可持续。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研究金融危机基本制度层面的问题，不研究体制、技术层面问题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把有关国际金融危机体制、技术层面原因的研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可以更紧密地把社会再生产的总量关系和结构关系联系起来，更清楚地说明实体经济对于虚拟经济的基础作用。虚拟资本积累对于实体资本积累的效率有着巨大影响，它在适应实体资本积累时，可以使市场交易更加方便，从而加速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进程，但它的基础是实体经济，是不能脱离实体资本积累而单独发展的。否则，不仅不能促进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因此，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金融工具创新，使虚拟资本的积累服务于实体资本的积累，保持社会再生产各产业之间的动态平衡，是防范金融危机的重要前提。三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经济化“危”为“机”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坚定不移地推进科学发展。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针，也是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指导思想。一年多来，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制度优势，充分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