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网格化工作汇报 (2).docx

城市管理网格化工作汇报城市网格化管理是一种革命和创新。城市网格化依托统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数字化的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为单元网格。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巡查，建立一种监督和处置互相分离的形式。对于政府来说的主要优势是政府能够主动发现，及时处理，加强政府对城市的管理能力和处理速度，将问题解决在居民投诉之前。首先，它将过去被动应对问题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第二，它是管理手段数字化，这主要体现在管理对象、过程和评价的数字化上，保证管理的敏捷、精确和高效；第三，它是科学封闭的管理机制，不仅具有一整套规范统一的管理标准和流程，而且发现、立案、派遣、结案四个步骤形成一个闭环，从而提升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正是因为这些功能，可以将过去传统、被动、定性和分散的管理，转变为今天现代、主动、定量和系统的管理，城市网格化管理，成为要走向数字化的北京不愿错过的尝试。管理概念所谓网格，就是将XX县区行政性地划分为一个个的“网格”，使这些网格成为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单元。社区管理和社区建设，有一个很著名的“二、三、四”，即“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模式”。“两级政府”的提法是确立区级机关的主管政府地位，强调两级政府，也就是强调区级政府在管理区域内公共事务的独立地位，意味着具体的管理事务、管理权限，以及财政资源由市级政府向区级政府流动。“三级管理”强调街道党政机关在管理本地区事务的重要地位。虽然街道办事处在法律上不具备一级政府的地位，但是强调街道机关的管理职能和地位，意味着街道承担更加明确的协调和管理的职能，包括通过“会签”权，提升街道政府引向行政管理在区内派出机构的影响能力。“四级网络”强调居民区层次在社会管理中基础性单位的地位，通过居民区各类组织，建立起维系社会管理和稳定的网络体系。“二、三、四”模式的实质体现了上海模式的精髓，即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调控，区、街道和居民区三个层次上的组织体系成为确保社会管理的组织架构。在总的发展方向上，强调社会管理的重心下移。[1]在快速变化的城市社会面前，“二、三、四”模式，沿用了传统的行政控制策略，即试图用行政力量来整合和调控城市社会。随着市场化变革越来越深化，这种行政主导和控制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这些问题表现在一些最直观的现象之上。例如，在“二、三、四”体制下，街道是三级管理中的重心，通过行政化整合的机制，对辖区进行社会管理。这种行政强化的逻辑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是实际运作中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街道所能够掌握的治理资源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一方面，街道对各类条线部门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虽然街道在名义上是这个层次的协调和领导机构，但实际上却无法真正主导条线部门的行政行为。在工作评估方面，反而是区行政主管部门来考核街道。因此，很多具体工作的落实，难缠的事务最后都落到了街道身上。例如街道的综合治理工作，由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承接，涉及多个上级部门。任何一个区级部门，都可以随时向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安排工作任务。各种任务不断下达，但是人员、经费和政策都没有相应配套。另外，街道行政部门沿用的行政化控制手段，无法将辖区内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例如各种社会组织、单位和企业的资源整合起来，为其所用。街道有事无权无资源，单打独斗，不堪重负，影响了街道管理的实际绩效。由于街道负担过重，资源匮乏，自然将相当多的行政工作往下转移到居委会的身上。居民区层次承担过多的行政负担，从反恐到计划生育，从统战到公共安全，一切事务进社区。居委会和居民区党支部的人员素质、机构设置和工作机制，都无法适应来之上面千条线的工作。其次，居民区内辖区事务相对单一，治理范围受限，无法履行城市社会管理的重任。最后，由于居委会在法律上属于群众自治性组织，承担如此多的行政职能，必然遭人诟病。居委会过多承担国家控制的成本，又影响了居民对居委会的认同感，甚至有的地方业主不欢迎居委会设在本社区。“二、三、四”模式下的城市社会管理存在着很大的难题。街道一级行政资源有限，无法在街道的范围内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而居民区层次上又过多地承接了上面流下来的行政职能，群众自治组织地位的异化造成了居委会的运转不良和认同危机。在此情况下，社区管理的“网格”化试图寻找一个街居之间的新单元。最为常见的作法就是在街道和居民区之间，人为地划出若干个网格，在这些小单元中注入被条线分割的行政资源。另外，改革的设计者希望在管理网格中，通过各种手段，整合行政体制外的各种治理资源，例如单位、企业和个人的社会与市场的资源。在这一改革的逻辑中，网格中的行政体制内资源得到合理整合（解决条块矛盾），体制外的社会与市场资源也得到有效利用，各种管理信息互通，这些都有助于解决目前街居管理体制面临的问题。当然，逻辑上虽然如此，但是一旦付诸操作，就会碰到许许多多实际性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