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刑治思想.docx

先秦儒家的刑治思想(一)孔子的齐之以刑孔子讲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75]尽管从治理的效果来说孔子更看重德礼之治，可他毕竟确认了政刑之治能够使民众免于惩罚的事实。1、刑罚必中。孔子强调为政必须正名，这是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76]诚然，孔子把正名和礼乐置于优先位置，刑罚只不过起到中介功能，但是，他终归建构了名正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的政治秩序，且指明了刑罚得当对于百姓行为的调控作用。2、听讼犹人。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77]自古以来，违法必讼是解决矛盾的重要手段，正因如此，孔子认为自己审判案件时和别人一样秉公执法;但是，社会纠纷有时也可以采用调解的方式，不一定诉诸法律;而且，刑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无讼，为了使诉讼不至发生;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根本没有纠纷，从而没有诉讼，这正是孔子所期望的。中国古代社会，流传着“讼，终凶”“讼不可妄兴”“厌讼”“贱讼”“健讼者必凶”等非讼、无讼理念，尧舜之世被称赞为一个无讼的世界，大舜也被誉为息讼止争的能手。不管怎样，“听讼，吾犹人”表明孔子并不排斥刑法。3、宽猛相济。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孔子评价子产授政、大叔用宽时强调为政应当宽猛相济：“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猛”自然包括严厉的惩罚和犯罪的预防。孔子的评价恰到好处，它表明，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就是制定合理的政策，而好的政策必须与民情相适应;政策过于宽厚就会使民众怠慢无礼，但过于刚猛也会使民众受到伤害，因而理应宽猛相济、有张有弛。由此可见，孔子把刑罚纳入为政治民的重要选项。4、君子怀刑。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78]在孔子那里，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具有多重规定性，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心中始终怀有敬畏刑法、规矩、法度而不去逾越，重视遵守社会的制度规范;而小人则成天挂念一些小恩小惠，贪图小便宜。众所周知，孔子一贯推崇君子人格，由此说明他充分肯定了刑的价值。孔子评价弟子南容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国家有道时，南容可以做官;国家无道时，他也可以免去刑戮，据此孔子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南容。[79]这里，孔子尽管尊道，把有道无道视为行动出处的根本准则，可也将免去刑戮作为人品的重要参照，从而表现出对刑法的尊重。(二)孟子的“明其政刑”孟子治国思想中的道德主义色彩较为浓厚，而轻视刑罚的意义。他提倡的王道政治要求减少刑罚：“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80]，反对“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81]的罔民政治。不过，孟子也没有因此走向完全否弃刑罚。一是在阐述贤能政治学说时，孟子提出了“明其政刑”的政治责任观：“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82]不难看出，他深切认识到了遵守刑法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二是他的仁政说之所以主张仁者宜在高位是因为“下无法守”，而假如“小人犯刑”就难以保障国家的生存。孟子指出：“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83]如果在上的人没有道义遵守，在下的人没有法规遵循，朝廷不信道义，工匠不信尺度，居高位的君子触犯义理，居下位的百姓触犯刑律，如此这般，国家还能生存下去那真是太侥幸了。三是力主“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痛切地指出，君主如果不行仁政，就会造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恶果，而这与“率土地而食人肉”没有区别，如此可谓罪不容死、罪不容诛，而“善战者服上刑”：善于打仗的人应该接受最重的刑罚，[84]由此反映出孟子即便推崇仁政却并不否定法制，也折射出他关爱民众生命的责任感。(三)荀子的明德慎罚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孔孟治国更为重视德政和仁政，反对暴政、战争和霸道，但并不否定刑治。然而，同为先秦时期的儒家，荀子的治国理念在对待德刑关系问题上与孔孟既有同又有异。荀子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是隆礼尊贤和重法爱民，重德治同时也重法治，这是他区别于孔孟治道所在。他所说的“礼”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是一种社会制度，既具有道德意蕴又具有非道德意义，故而他常常礼法并提、礼刑并举，不但强调以礼治国也强调依罚治国，把刑罚视为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1、明德慎罚。荀子明确指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85]荀子将礼与刑看成治国理政永恒不变的真理，认为在位的君子只要注重礼与刑的整治，就会使百姓安宁。所谓“明德”，即是尚德、敬德，使德性倡明;所谓“慎罚”，就是谨慎用罚，不乱罚无罪、乱杀无辜，做到刑法适中。作为西周治国施政的重要指导思想，“明德慎罚”源自于《尚书·康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