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习-概括韩非的政治主张.docx

政治学习:概括韩非的政治主张人伍子胥出逃，守边官吏抓住了他。子胥说：“君主之所以到处抓我，是因为我身上带着一颗美珠。如果你抓我，我就说是被你抢去吞吃了。”守边官吏听子胥这样说，想了一下就放走了他。这是《韩非子·说林上》里记载的一个故事：“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释之。”伍子胥抓住守边官吏的心理，十分巧妙地给他出了个难题：抓了我，你可以得到奖赏，但可能面临剖腹取珠的危险如果放走我，你或许被君主处罚，但不会太过严重，至少不会危及生命。在韩非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之徒，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一切行为的动力也都是一个“利”字。故事反映出那位官吏内心的纠结和基于自身利益的反复权衡，伍子胥就是利用人们的这个心理救了自己，也给那位官吏一个可下的台阶。韩非对人性缺乏信心，他说，造车的人希望更多的人富有，他的车好多卖出去几辆，“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造棺材的人就希望死的人更多，他的棺材好多卖出去几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作为君主，应该学会利用人性中的这个弱点，通过严格的赏罚机制，“国家必有文武，管治必有赏罚”(《解老》，驱使人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为国家耕战事业尽心竭力。论说赏罚的关系，韩非颇有独到见解。他说，人们经常主张对贫困的人给予施舍，对有罪的人也不忍心处罚，以显示哀怜百姓，但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对贫困者给予施舍，等于人无事功而受到赏赐，既然无功可以受赏，那么日后百姓就不会在战场上奋力厮杀了，也不会努力耕作了，大家都想方设法投机，巴结权贵，以获得非分的利益。长此以往，国家安得不亡?所以，聪明的君主应明赏设罚，劝导百姓。有功的人必赏，有罪的人必罚。这样一来，没有功劳的人就不会期待谁来赏赐，有罪的人也不再抱侥幸心理，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成就大业。韩非的难得之处，是当他讲到制度的建构和变革的时候，其重点不在君主本身而在君主集权的国家体制。因为他对君主本人的道德也同样缺乏信心，至少他不抱希望。在这一点上，韩非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明白人。他给出的药方是“势”和“法”：“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而用法来治国，则是“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难势》)事实也是如此。自韩非说过此话，两个千年都过去了，历代帝王如过江之鲫，出过哪怕一个尧舜吗?儒家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其五伦之说只是个人与个人的交接，而将本属于私域范畴的个人和家庭的关系问题推广到社会公共领域。儒家坚信他们这种理解足以胜任解决天下所有的人类关系问题。问题在于，这种以仁义道德以至人际权谋为底色的政治和行政规则，能助各级官吏逃避裙带朋党和伪君子当道的种.种政治弊端么?不能，韩非回答。他说，传说中造父是很懂得驭马的人，但如果他没有手里的马鞭，马儿就不会乖乖地听他的，所以他反对倚赖圣贤仁德主导的人治，而主张严刑重罚：“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有度》)可见，韩非对于法的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一民”，即统一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且还包含着“故矫上之失”的意思。韩非给人们一个重要的提示：国家要建立稳定健全的法律制度，让它即使在平庸的君主统治下也能运行自如。历史上曾有“田氏代齐”的故事，说的是齐国大臣田成子笼络民心的办法，杀掉齐简公自任丞相，政变成功后又尽杀公族之中的强者。韩非说，田是一奸臣，其阴谋之所以得逞，是从迎合君主开始的。君主喜好的，他们争相赞誉;君主厌恶的，他们争相诋毁，完全与君主同取同舍。如果君主不能辨明群臣的毁誉真假，就很容易以逢迎顺耳的话为真，当做是非判断的依据，于是奸臣当道的局面就形成了。奸臣当道，群臣就会“怠政”，不会尽心尽力为君主工作，也不会真心遵奉法令以获事功。这是为什么呢?韩非子说，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现在奸臣占了上风，贞信方正的风尚便不存在，人们只好选择与奸逆结成一党了(见《安危》、《难四》)。若无严格的赏罚机制，人的恶的本性就容易发作，就很容易变成恶棍和道德沦丧者。韩非其实并不反对道德，却不相信道德能有什么大用，它只有和利益结合起来，才可能实现社会的良性治理。抛开利益谈道德，就只是空洞的和毫无价值的说教。人们与其期待尧舜，不如实行法治。应该说，在人性问题上，韩非与西方学者的看法或许更接近一些。因为不相信人性，制度才变得重要，限制权力之类的政治问题的讨论才有实际意义。以他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家群体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这样说并不过分。是他们发明了较为抽象的政治概念，使国家的行政运作超越了私人领域而达到公共的维度;是他们把政治伦理与政治运作区分开，使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设计变得抽象和独立——马基雅维利当年也是这样做的，时间上却要晚了1400多年;也是从他们开始，汉字中的“公”字也祛除了王侯公室的封建意义，而向公平、公道、公义的方向衍化。韩非不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