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政治论宋代“祖宗之法”的内涵.docx

考研政治论宋代“祖宗之法”的内涵一、宋代推行“祖宗之法”的背景宋代“祖宗之法”之说大行其道，与宋人对唐政的反思有关。北宋中期，《唐鉴》作者范祖禹即对李唐“人主无正家之法”作过强烈批评：夫创业之君，其子孙则而象之，如影响之应形声，尤不可不慎举也是以唐世人主无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乱①。显然，范祖禹是将唐代帝王的正家之法与其治国之政联系起来看的。所以，朱熹批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②陈寅恪先生亦赞成之：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祥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③。所谓“唐世人主无正家之法”，“闺门失礼不以为异”之说，实在不无偏颇，但在宋朝，讲求义理的盛兴，促使士大夫们去重新评判前代的诸多问题。而礼法正是他们关心的中心之一。在沈括《续笔谈十一篇》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太祖皇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④根据沈括如上叙述，“道理最大”说出现于太祖之时，而且受到太祖的充分肯定。这番问答，无疑有资格被时人认定为“祖宗”的“宝训”、“圣政”。“义理之说”也由此兴起。唐中期之后，社会上涌动着不同趋向的潮流。宋人自总结前朝乱离教训的角度出发，更多的注意到其衰微的征象;随着义理之说的兴行，更进而对于李唐的立国根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事实上，正是唐代发生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宋代赖以出发的基础。随着门阀制度的解体、庶族势力的上升，“士族”的构成发生着深刻变化;在波动不宁的外部环境中，“正家之法”成为一些士大夫家族籍以自保的手段。旧世家炫示其礼法门风，以期高自标树;而后起家族亦需要寻求整齐家风、绵延世祚的规范。“祖宗家法”作为成说而正式出现，应该是在仁宗年间。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二月，知制诰李淑尝上《时政时议》，其中，“议大臣”一条中说：太宗皇帝尝谓宰相曰：“今四方无虞，与卿等谨守祖宗经制，最为急务。”⑤那么，“祖宗之法”在宋人生活中又有哪些表现呢?岳飞“莫须有”地罪名即是一例。二、“莫须有”的深意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岳飞，一直被作为民族英雄受到国家和人民的纪念，而当年的奸臣秦桧及妻子王氏、万俟卨、张俊的铸像也长久的跪在了岳飞像前。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岳飞的死就是因为的主战的立场让朝廷主和的多数派相悖那么简单吗?其实高宗赵构也并非一点都不想收复失地，毕竟“靖康之耻”后，“收复情结”一直是悬在南宋上上下下头上的一把剑，高宗早间时特别青睐岳飞，甚至要把当时中兴名将刘光世的军队交给岳飞。在南宋初年，岳飞只不过是一个下层小军官，先投奔河北招讨使张所，后被开封尹兼东京留守宗泽看重，教他阵图兵法，到绍兴六年(1137)，仅仅十年，岳飞就从一个兵头升任到太尉和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他感激高宗，更渴望一雪“靖康之耻”，以为报答。但在绍兴七年(1138)，岳飞因听到金朝欲将钦宗之子赵谌送回汴京，做傀儡皇帝，但是高宗却迟迟不将赵伯琮(即宋孝宗赵瑗)立为皇太子，幻想着能有一日恢复生育能力，同时又不甘心于将皇位拱手让与太祖一系。岳飞感于情势急迫，便上奏疏《请正建国公(赵伯琮)皇子之位》：近谍报，虏酋以丙午元子(按：指钦宗赵桓子谌，于靖康元年丙午年被立为太子)入京阙。为朝廷计，莫若正资宗(按：资宗，指就读于资善堂之宗子赵瑗)之名，使虏谋沮矣!⑥结果高宗十分嫌恶，对岳飞严厉地说道：卿言虽忠，然握重兵在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⑦因为在宋人看来，像立国本这样的大事，“唯腹心大臣得为之，非将帅任也。”⑧并且“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来已夙矣。高宗之见废于苗、刘而益疑，其情易见矣。”⑨这件事，萌蘖了宋高宗与岳飞之间的裂痕，高宗对岳飞产生了疑忌，岳飞对高宗也产生了不满、不信任情绪。时人张戒认为这件事与岳飞后来遇害有直接关系。他说：“嗟夫!鹏(岳飞字鹏举)为大将，而越职及此，取死宜哉!”⑩此后，围绕着战与降、南北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双方的矛盾也愈加尖锐。岳飞用十年时间成为了南宋朝廷的最高军事将领，战功无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岳飞的事迹主要是由其孙记叙，元修《宋史》也以此为据，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在那么多战役颓势中总是独占鳌头呢?)。皇帝每次让他守，他总是执意反对，甚至抗命。高宗要赏赐他美女珍宝，他一直都是决意不收。另外，当时岳飞在南宋社会的声望是极高的，正如王夫之《宋论》所言：(岳飞)合宰执、台谏、馆阁、守令之美，而皆引之于身，以受群言之赞颂。军归之，民归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归之。11这样的情况怎能不让高宗心生猜忌。王夫之也进一步指出：(岳飞)其定交盛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已危。当世材勇之众既归其握，历数战不折之威，又为敌惮;则天下且忘临其上者之有天子，而唯震于其名，其势既如此矣。而在廷在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