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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法治道路下的“枫桥经验”
摘要：“枫桥经验”包括组织的网络和工作机制的构建、格式化治理方式、标语口号等教化治理的传统、调解与感化的实践等,具有丰富而独特内涵。尽管“枫桥经验”存在一些需要从理论高度进一步总结的问题，但它可能成为我们寻求中国未来独特民主和法治道路的一个契机。
关键词：枫桥经验；法治道路；特色；
一：“枫桥经验”存在的问题
枫桥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改革开放以来，该镇发展为全国闻名的轻纺和服装生产基地，拥有步森、开尔、海魄、情森等名牌优势企业，是全国唯一的“中国衬衫名镇”。但是，在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实旌并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首肯的“枫桥经验”是真正使枫桥镇闻名全国的。“枫桥经验”的最大特色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枫桥经验”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制度中影响深远的主要传统之一。二者都是富于中国特色的政治与社会治理方式，都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矛盾纠纷的化解。但它们之间存在两个基本差异，一是在治理覆盖层面上的差异，二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差异。“枫桥经验”源于对敌斗争的需要，而马锡五审判方式刚适应了便捷处理人民内部纠纷的需要。而且，作为一种以地域为载体而不是以人为载体的经验，“枫桥经验”更具有地理政治学的符号意义：当地政府出于政治和发展的需要，必然会不断挖掘这一经验中蕴涵的各种有利资源和积极意义。
“枫桥经验”的动态发展历程。对理解中国特色法治发展道路而言，更具有某种昭示意义。遗憾的是，难以发现其中隐含的深层次的学理问题，现有的研究论著，政策宣传倾向往往多于学术倾向，从而无法看清“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相关性或异质性。结论：无论是强调“枫桥经验”的民主、自治成分也好，还是强调其政治化、运动式的成分也好，都较为单一，实际上脱离了“枫桥经验”本身的具体治理方式及真实运作状况。
“枫桥经验”是老百姓的Ft常法治化生活方式本身，是一种活生生的制度和体系，更体现了国家政权建设的一种合法化努力，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以及工具和手段的色彩，同时也所以具有本体意义和目标价值，完全拥有制度创新的空间和可能。
二、“枫桥经验”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
(一)“枫桥经验”的转化动力：“四类分子没有了，还要不要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的形成源于1963年改造“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创新实践。1963年，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中央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改造“四类分子”⑤。这一经验得到了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的肯定，称之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批示要求把它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要各地仿效、试点、推广。
1978年4月起，枫桥地区又在全国率先开展为“四类分子”评审摘帽试点的工作，得到公安部部长赵苍壁的首肯。197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的决定》。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的长篇通讯，全面介绍枫桥区给“四类分子”摘帽的经验。
2002年，十六大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稳定的治安环境，“枫桥经验”再度引起公安部门领导的高度关注。2003年4月和5月、浙江省领导、公安部长周永康等专门到枫桥调研考察，充分肯定了“枫桥经验”中“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核心理念③，由此全面建立起一种由基本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完善而又自成一体的“枫桥经验”的成熟体系。
通过以上对“枫桥经验”发展线索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三个方面的启示和思考：第一，与上述疑问有关的是，尽管“枫桥经验”成为了一种综合性的治理实践，但其仍然保留甚至发扬了将人民内部纠纷视为“矛盾”来处理和解决的方式。第二，“枫桥经验”内涵的扩展伴随着组织形式的完善和治理方式的多元化，这就涉及下面即将提到的其在统一部署和实施下的制度推动模式。第三，“枫桥经验”一方面强调防范社会矛盾的激化，体现了政府主导的特色；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走群众路线和地方自治，体现了民间主导的特点。
(二)“枫桥经验”的推进机制：“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经常要蹲点，做这种工作”
“枫桥经验”的发展方式整体上呈现出政府推进型的运动特色和动员机制。这种变迁模式当然体现一种家长主义的管理方式，无形中把所有的人民群众都纳入到一种政府的运作体系当中，但是，它并不完全意味着国家对于社会的全面支配和控制。我们不要忘记，“枫桥经验”首先是枫桥人民创建的，所以“枫桥经验”长期发展所形成的传统也必然会形成政府策略对于群众性智慧的“集体学习”和“路径依赖”。同时，“枫桥经验”也不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的经验，因为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顺应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治理的需要，所以能够得到中央的支持和推广。
因此，必须认识到，在由政策、经验演变为传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