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与欧洲理想.ppt

第14讲中国制度与欧洲的社会理想一、耶稣会士对中国政治的理想化描述
1．开明专制君主
2．监察系统
3．法律系统
4．科举选拔制度
5．哲学家政府
二、中国知识与英国的党派斗争
三、中国政治原则与法国的社会改革者
1．新君主主义者的理想与中国制度
2．重农学派与中国的自然法
3．法国政治改革理想对欧洲各地的影响
四、中国文学作品的道德意义
五、中国旧制度与欧洲新理想的反差
1．英国人对中国的现实评价
2．法国自由主义者对中国专制制度的批评1．开明专制君主白晋对康熙的颂扬
杜赫德的总结：“拥有最高程度的治国之道，他本人身上汇集了构成一位正人君子和君主的一切品质。他的风度举止，他的体形，他泰然自若的种种特征，某种高贵气息，再加上温和仁慈的性情，使人刚一见到他就不由得产生出爱戴敬重之情，从一开始就向人表明他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帝国之一的君主。”传教士大事颂扬清朝皇帝的两个重要原因
其一，他们在皇恩沐浴下寄身宫廷，并寄希望通过获取皇帝本人的好感来迅速劝化中国。
其二，就法国耶稣会士而言，他们享受法国政府的津贴，需要报告一些吸引法国政府注意力的内容以争取法国政府更多的支持——以康熙的荣耀来映衬“太阳王”的光辉，以中国集权君主制的成功来证明法国集权君主制的英明。耶稣会士肯定中国是君主专制，因为没有世袭贵族与皇帝分享权力，但他们也觉察到文官系统对这一权力的制约
皇帝权力受限反应出文官行政系统的重要性：
皇帝虽有绝对和无限权力，但中国的法律防止皇帝滥用权力，并要求他从公众利益和维护个人名誉出发而慎用权力。
中国法律要求皇帝待臣民如慈父而非奴隶主，这种观点深入人心并具有道德约束力
每位官员都可以指出皇帝的过失来劝谏他
皇帝的所有行为都要被写入史书，足以使每位顾及名誉的皇帝考虑自己的行为。
文官行政系统中令耶稣会士印象深刻的是监察系统、法律（审判）体系和科举选拔制度2．监察系统3．法律系统耶稣会士对中国审判体系评价各异，有人认为中国的审判很残暴，有人认为很散漫。
对一些审判细节认识一致：绝大多数官员不愿定死刑，以免影响名声和仕途；刑杖在中国很常见，法庭、家庭、学堂都使用，犯人常常死于刑杖。曾德昭因此说：“中国人如没有竹子，那就是他们用来打人的棍子，他们就不能进行统治。”
曾德昭谈到中国监狱比欧洲的监狱宽敞，但勒索成风。
安文思还及时反映出清初法律改革的一些内容，如明朝时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分权制约，清朝时刑部权重。4．科举选拔制度以上各方面反映出文官系统是中国制度的基础，欧洲观察家由此认为，中国是一个由西方人称为哲学家的文人学者阶层井然有序地管理着的国家。
基尔谢认为，中国是以柏拉图式的方式由学者统治的政府，符合神圣哲学家的意愿。中国是一个快乐的王国，中国的国王能够以哲学家的方式思考行事或至少允许哲学家来治理国家并指导国王。
中国这一哲学家政府的某些实践也获得耶稣会士的普遍景仰，如回避法和三年任职法
早期耶稣会士对中国制度不乏批判性，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则加大对中国政治理想状态的描写力度。原因：
渲染中国政治制度优越性是耶稣会士论证儒家伦理优越性的一个手段
欧洲知识界自17世纪末开始，关心中国道德与政治方面的内容甚于宗教内容，耶稣会士觉察到这种变化后有意迎合，以争取更大范围的同情与支持。17世纪末以来的欧洲知识分子们大多为耶稣会士刻画的中国理想政治模式着迷，这些描述成为他们反思本国社会与政治状况并探索改革方向的参照系。
英国人早从17世纪前期开始就经常借助中国来指摘时弊。
1621年伯顿（RobertBurton）出版《忧郁症的解剖》，三十多处提到中国，但根本目的是为了在对比中讽刺英国。如中国人勤奋，而英国虽也有人力、物力、财力，但可惜并不勤奋，因此落在人家后面。中国人通过科举考试选贤任能，英国的贵族却不务正业。
首要意图是讽谏本国，难免将作为对比对象的中国加以正面的夸大或反面的夸大，这成为后来同类作品的基本手法。1730-1740年代“辉格党”和“在野党”党争中的中国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时期的中国形象何瑞思·沃尔波尔信札体例最著名的模仿者是哥德斯密的《中国人信札》。1760年1月12日开始在报纸上连载，1762年结集出版，共123封信。
哥德斯密的这些信札旨在讽刺现实、批评社会，想运用理想化的中国事物——如开明统治、幸福生活、奖善罚恶的法律制度、合理近情的道德准则——来衬托英国的生活细节、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社会风尚等，有时还联系到整个欧洲社会，并发表感想和评论
哥德斯密利用自己理想的制度蓝图来抨击现状的做法是18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共同爱好。这幅制度蓝图有一部分受启于耶稣会士的描绘，有一部分来自作者本身的设想。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扮演一个可以承载他们的政治理想的真实而又遥远的国度，这对于抨击本国现状的政论家来说是一种比较安全也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