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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袁世凯称帝的思考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最为世人诟病的事件应当是其“洪宪帝制”的事件，按照我们传统教科书的说法，辛亥革命的革命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取，孙中山的大总统职位被袁世凯拿去了，而且他复辟称帝，完全破坏民主共和。其实，袁世凯最初能够当选为大总统，是当时的名至实归，“篡夺”一词是后人的观点。细究袁世凯称帝这段历史，可以发现隐含在其中的诸多事件值得推敲。无疑，袁世凯称帝违背历史潮流，但复辟帝制的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视角观察“洪宪帝制”的产生
一、共和体制的问题。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帝制传统，最高权力集中于皇权。民众对于总统，三权分立的西方话语，都不太适应，当时的民众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样的职务。伴随着皇权的推翻，传统的纲常伦理都发生混乱。袁世凯面临着诸多困境，他要安抚那些把他当做曹操的人（当时北洋系内部，同僚与士兵在背地里骂袁世凯是曹操）。此时的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也出现了危机，蒙古、新疆，西藏地区都出现了分离危机。这些边疆的少数民族认同与效忠的是清朝皇帝，一旦皇帝没有了，在外国势力的介入下，这些地区都出现分离倾向。政府的国会选举是由地方士绅负责的，很多地方士绅并不确定共和制是什么，更不清楚共和体制下的国会是怎么一回事，认为是革命缔造了共和。国民党在当时看起来力量强盛，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孙中山声称十年内为中国建二十万英里铁路，许多搞实业的人都觉得孙中山不靠谱。
二、袁世凯善用权术操控国家政局。按照《临时约法》的体制，应当实行责任内阁制。唐绍仪曾试图超越党派，好好办共和。但袁世凯为了保护核心利益，在决定直隶总督的人选上，可以绕开与其政见不合的唐绍仪，直接任命；袁世凯的总统就是按照皇帝的方式当的。对于宋教仁案而言，袁世凯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北洋集团参与这件事，双方最终没有通过法律解决的耐心，而是仓促发动了战争。袁世凯依靠国会把他选成大总统，当时的国会代表就想着来北京当官，来北京贪图享受享富贵。袁世凯驱散了国会代表，只是设立一个政府的咨询机构，袁世凯虽然当上大总统，但同样有着诸多困扰。他认为整个官僚统治体系需要皇帝。他认为老百姓还是不习惯没有皇帝，使民众对国家的效忠转变为对袁世凯个人效忠，以强化总统的权威。在经历二次革命之后，大批北洋军都被派驻地方各省，一些高级军官也转成地方各省督军了，当了地方督军之后，很快培植和扩张起各自的势力，不听中央的话。民国初年出现了政局乱象，一大批遗老遗少都出来，鼓吹民国不如清朝的言论。1915年的外交也出现了困境，日本强迫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当时日本有一个很大的图谋就是破坏袁世凯的声望。历史上日本政府就与袁世凯有着恩怨，在日本人眼中，袁世凯是政治强人，他们害怕在袁世凯带领下中国由弱变强，成为日本扩张的障碍。
三、筹安会的帝制鼓吹。当袁世凯的政治威信遭破坏时，筹安六君子大为复辟鼓噪，宣称“袁世凯称帝能够很快塑造起自己的权威”。杨度一直以帝师自居，把恢复帝制的希望都寄托到袁世凯身上。杨度是一个真诚地君主立宪者，他一手策划要在中国建成君主立宪。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那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影响很大，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古德诺认为中国的国民的确不适合总统制，但他也没说当时应当复辟帝制。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在“洪宪帝制”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因为他的存在使得袁世凯和外界存在隔绝，重印《顺天时报》的伪新闻，宣称外国人支持帝制，给袁世凯带来错误的“民意信息”。
当然在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中，始终有着一批人不认同。按照中国传统的惯性思维，要建立新朝，总得需要一些文治武功。可当时袁世凯在内政与外交方面，都让人非常沮丧。还有一些地方军阀对袁世凯有着顾忌，如南方的唐继尧、陆荣廷原本就与袁世凯集团之间比较疏离。诸如梁启超这类文化人，坚持认定中国已经共和了，按照历史的进化观点，复辟帝制无疑是历史的倒退。梁启超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袁世凯复辟帝王，违背历史潮流的行为进行尖锐批判。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人认为，袁世凯称帝是反对历史进化，进化论的声音把所有的想法都是统一起来了。这就极大地孤立了袁世凯，最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中国的政局进入到一个更加混乱的境地。袁世凯去世了，找不到一个能服众的人来当总统。黎元洪、段祺瑞都没有如袁世凯的政治威望和能力。孙中山被通缉在外，已经没有什么实力。总体上说，当时中国就处于一个无权威的状态，而这也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看到的，中国处于政治上的纷乱状态对日本而言极为有利。袁世凯死后，中国地方割据真正开始，进入各地军阀并起的割据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