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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里制度研究及展望
就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而言，研究者多把重心放在县以上政治制度的探讨上，对乡里制度少有关注。其原因有四：一是在大多数朝代乡里不是一级行政政权，它是作为县以下行政权力的一种补充而存在的；二是乡里制度缺乏县以上制度规范性、，往往有着随意性、零散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三是在中国历代典章中关于乡里制度的史料记载十分简略，要获得有价值的资料如在中国历史的海洋中捞针；四是乡里制度研究起步晚、起点低，远远落后于其他制度的研究，这就为乡里制度研究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当然，这并非说乡里制度是一片从未被开发的处女地，事实上，自本世纪初至今，一些有识之士一直未间断对乡里制度的探讨，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本文以本世纪的乡里制度研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乡里制度研究成果的梳理，分析乡里制度研究的是非得失及其落后的原因，进而探究把乡里制度研究引向深入的可能性。
一、乡里制度研究的滥觞
本文把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发生时间定在本世纪30年代，并非说在这之前没有人涉足乡里制度研究，而是说只有到30年代研究者才开始自觉地、系统地、大规模地研究乡里制度。为何乡里制度研究滥觞于此时而非世纪之初呢？我认为不外乎有以下原因：一是在政治上，清朝统治于1911年宣告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为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稳固政局，政府一面倡行乡村自治，一面努力吸取以往保甲制度的经验。二是在经济上，要改变长期以来乡里社会经济的衰败景象，必须加强乡里社会的户籍及税收等管理，显然，总结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的经验教训是有益的。三是在社会和文化上，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批社会活动家和知识分子于二三十年代深入乡村开展了“乡村建设”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乡里制度研究才得以迅速地开展起来。
本时期乡里制度研究最值得提及的是闻钧天着《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一书。这是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最早，也是迄今为止影响较大的着作。它以保甲制度为研究对象，涉猎广、资料丰、论叙密、用力勤，乡里制度研究者恐怕都不能不正视它。概括来说，这本着作有如下特点。第一，作者视域开阔，所论保甲范围上自西周，中经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及宋元明清，下至民国。由此可见作者有着较强的宏观驾驭能力。第二，作者对中国历代关于乡里制度的史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钩沉，为后来的乡里制度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三，作者并未停留在资料的堆积罗列上，而是把中国历代乡里制度作为一个发展的有机体，既看到了其产生的源头，又看到了其发展演变的轨迹，还看到了其衰败的结局，从而揭示了中国几千年乡里制度运作的一般规律。第四，作者除了用大量篇幅叙述乡里制度的沿革外，还用相当篇幅对乡里制度及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论证。例如，作者开篇即谈“何为保甲”，“‘保甲’与‘保’‘甲’”，“古代保甲法制之旨趣”及“吾国自治之体制与保甲”4个问题，这就为下面具体分析历代保甲制度之演变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第五，作者的写作目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如书中说：“如何于和平中寻求统一？于统一中寻求和平？曰‘实施保甲，可得和平，实施保甲，可以统一’。”第六，作者在叙述分析的过程中，还注意进行高度概括，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从而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闻氏在书中第82—83页分析了管子什伍之政后说：“然管子什伍之政，用为牧民之具则善，目为全民施设之良规，则未尽可，此又不可以不辨。盖管子治政，道民以法，而未能训民以义，囿民以术，而不能使民以仁也。故极其善能者而称之，亦仅为使‘主政可行于人，人心可系于主’之一端，并使民之自至于治，而全安土乐生之策也。”当然，闻氏着作也有明显不足。其一，闻氏用“保甲制度”来概括自周至民国的乡里制度显然不妥，因为保甲制度明确实行始于宋朝。另外，保甲制只是乡里制的组成部分而非全部。其二，资料引证过于简略。作者在引文时往往只注明书名，而具体页码、卷数等均一概不注，甚至有时连书名也不注，只写据某某语，这就为后来研究者设置了障碍，也使得本书的史料价值大打折扣。其三，对乡里制度嬗变规律之把握似不明晰。作者认为，周至秦为保甲法之形成，汉至唐为保甲法之演进，宋为保甲制之确立，元明为保甲制之演变，清为保甲制之复兴。看来作者是从“保甲”和“保甲制度之完备程度”的角度来把握乡里制度演变规律的，其视角值得商榷，其演变规律也很难令人信服。
另一值得注意的专着是黄强编着《中国保甲实验新编》（正中书局1936年版）。应该说这本着作在许多方面都与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大同小异。比如在史料的运用上，在对保甲制度沿革的把握上，以及在为当时政治服务的目的上都是一致的。只是黄着远不如闻着丰厚和详尽，显得较为简略。尤其是黄着《中国保甲历史沿革》一章更是如此。当然，对比闻着，黄着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是视野更为广阔。作者把保甲制度放在世界村制中进行考察，在与世界先进发达的美、英、德、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