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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成本与人治成本

2021年8月31日14：37郝铁川博士《法学》月刊主编教授
经济分析法学认为，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在选择一定的行为方式时都会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投入较少原则；第二，一举两得原则；第三，成功率较高原则。
这一从常识中提升的理论告诉我们，人是天生的经济人，他选择什么、放弃什么，都会本能地进行一番成本与收益的盘算。那种完全超越现实功利、一味追求未来理想的行为在任何社会都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绝大多数人还是怎么方便、便宜就怎么来。
就说人治与法治吧，自然经济社会之所以流行人治、排斥法治，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感到人治比法治省钱、省力；商品（市场）经济社会之所以推崇法治、否定人治，是因为人们感到法治成本比人治成本低，既方便又安全。
在自然经济社会，尽管也有法律、法庭和法官，但由于没有电话、电报、传真等现代通讯手段，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老百姓打一场官司跋山涉水，从穷乡僻壤步行到城里，耗时费力，破财不计其数，应酬不胜其苦。相反，若是让族长、绅士等出面裁决是非，则省时省力，免受不少破财劳累之苦。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让老百姓去选择法治而不选择人治呢。
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人们不再是聚族而居，而是哪里有利润就往哪里跑，现代媒体和交通工具又能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小至零，选择统一性的法律作为交易规则，要比应付自然经济社会千姿百态的地域性风俗习惯方便；选择司法程序来解决纠纷，要比千辛万苦地选择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熟人的调解迅捷；选择国家强制力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要比私力解决更省力、有利。因此，人们感到选择法治的成本低于人治，自然要告别人治。
一些宣传法治的人往往着眼于法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的重要作用，但却忽略了寻常百姓是否接受法治，并非基于什么抽象的正义、公平，而是具体的一笔账，付出是多少，收益又如何，值不值得。如果诉讼成本让人感到难以承受，那么当事人情愿私了，“不蒸包子蒸（争）口气”的人毕竟是少数。
由于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个阶层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各不相同，法治与人治的成本与收益对每一个人来说，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要想使所有的人都接受法治，在所有的地区都实现法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是一段漫长的路程。电影《被告山杠爷》上映之后，有的观众在《文汇报》上提出质疑：不管山杠爷的手段如何，从客观效果来看，那个偏僻的山村被山杠爷管得井井有条，计划生育搞得好，社会治安搞得好，生产年年有进步，尊老爱幼，民风淳朴。法律不顾这样的客观事实，只抓住山杠爷让一泼妇游街、导致泼妇羞愤自尽一事，把山杠爷投进大牢，那么，法治还要不要最终以社会实践、客观效果为检验尺度。这样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在那些穷乡僻壤，究竟是法治行得通，还是人治行得通，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地方的乡镇领导总是努力让一些家资殷实，略有“泼皮”气息的人当村干部。无非是这些人办事有实力，弥补了政府执法成本不足的缺陷。还有，《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为什么一开始不惧艰辛地向司法机关“讨个说法”，但当最后村长被实施治安拘留处罚之后，秋菊却又困惑不解，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她要讨的“说法”。这是因为，秋菊很清楚，她得到的这一“收益”抵不过她将要付出的成本：她还要和村长一家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然而这次村长被拘留，将导致两家结成世仇，怨怨相报何时了，人间征战几时休。秋菊愿付出这样高的成本吗。
两年前，我参观西南一个穷困地区的监狱时，问一个还算老实巴交的犯人在狱中感觉如何，他讲道：“比我在家里好多了，在这里有吃有穿，还多少能挣点钱，但在家乡吃穿难保，分文不得。我已给我弟弟写信了，让他也想办法来这里蹲几年。”听了这段话，我不由愤激地向监狱长说：与其让他在这里蹲几年，还不如让他在乡里多游几次街。
法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的产物，法治是“奢侈品”。要想实现法治，一定要让法治的成本低于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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