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局出发系统推进税制改革——访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知识分享.pptx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抓好财税体制改革这个重头戏。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不仅要确保‘十二五’时期税制改革任务顺利完成，而且要考虑中长期延伸至2020年前后配套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全盘税制发展战略。”日前，贾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税制改革应努力消除局部化限制、碎片化倾向，力求从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五位一体”改革全局服务出发，系统化推进。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意味着，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的新一轮财税改革大幕将启。税制改革设计是财税改革中十分关键的内容，作为财税专家，您认为我们当前税收，约70%的税收收入来自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这种税收收入格局意味着，税收收入的绝大部分附着于价格之中，属于可通过价格渠道转嫁的税负。间接税比重过高的结果：一是当经济高速增长时，税收收入的增速便可能高于经济增速；当经济增速放缓或低于以往增速时，税收收入的增速便可能低于经济增速，这样，经济增速下滑就会带来税收收入增速的更大幅度下滑，总体的“顺周期”特征不利于政府有效实施逆周期的宏观调控；二是造成税收优化再分配能力低下，使为国库收入作贡献的主体，实际归为消费大众，而其中的大多数，又属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中低收入阶层，随着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差异扩大和居高不下，实际上加大了社会总体的“税收痛苦”程度；三是易推高物价、抑制内需，加大结构调整的难度，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企业专业化细分与升级发展；四是易增加企业运营的资金压力，相应减少企业投入技术研发和设备更新的资金，增大企业转型的难度。

第二，现有税制结构与机制的不完善和政策设计缺陷，不利于政府调控和政策导向能力的充分发挥。一是在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状态的能力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是非常强调发挥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例如，美国联邦政府超过40%的收入来自个人所得税，如果加上薪酬税，占比则达到80%左右。这样，在经济波动中，税收超额累进机制可以发挥相当明显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在经济繁荣期收入上升时，纳税人边际税率自动向上跳档调高，为经济降温；在经济衰退期收入下降时，边际税率自动向下降档调低，为经济升温。而我国只有在工资薪金所得税中可以看出清晰的超额累进机制，但在2011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后，工资薪金所得税的超额累进调节机制只覆盖不到7%的工薪收入者，其他方面的税制基本没有体现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二是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方面，目前我国缺乏能够有力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增值税、营业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比较弱；个人所得税应发挥的“抽肥补瘦”的再分配功能远远不到位；财产税中的房产税刚刚开始在上海、重庆两地“柔性切入”的局部改革试点，而遗产税和赠与税还无从谈起。这极大地影响了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三是现行税制在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的激励明显不足。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需要将以往高投入、高能耗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以质量和效益为主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这就需要合理的要素税收价格。目前中国的资源税税率低、涵盖范围窄，环保税缺乏，与之应形成配套调节机制的基础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十分僵化、比价关系极度扭曲，这些都十分不利于节能减排战略的实施，使中国企业在节能降耗、低碳发展方面缺乏由经济利益而产生的内在动力与压力。此外，我国对于鼓励高新技术和企业研发的税制与政策设计也不够全面和有效。

第三，地方税制体系建设进展缓慢，制约省以下分税制的落实。一是税种划分不到位不合理，地方税体系迟迟未能成型，对政府间财政关系合理化产生消极影响。税源相对集中稳定、征管相对便利、收入充足、增收潜力较大的税种，大多列为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而留给地方的大多是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和收入不稳定的小税种，使得地方政府无法或较难通过地方税更有效地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客观上刺激或者迫使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通过各种非税方式（包括近年为各方广为诟病的“隐性负债”和“土地财政”途径）筹集资金，满足支出需要。二是中央和地方的税政管理权限划分不到位不规范。税权过多集中于中央，不利于地方政府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也不利于地方政府合理利用税收杠杆因地制宜调控区域经济。1994年以来，在省以下层次过多、深化改革受阻等方面原因制约下，我国省以下的分税制并未实际到位，虽然中央与以省为代表的“地方”间维持了分税制体制的基本制度特征，但省以下迟迟不能破解分税制“落地”难题，则绝难进入长治久安状态，且会不断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