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章消费偏好与消费者均衡讲课资料.ppt

第四章消费偏好与消费者均衡一、消费者偏好
1、效用理论
（1）效用的概念
人们之所以消费商品和劳务，是因为人们从消费中能够获得满足和快乐，食物可以充饥、艺术可以使人获得美和享受。经济学上一般将物品和劳务能够满足人欲望或需要的能力，或者是人们从消费物品和劳务中得到的满足称为效用。一种物品给人们带来的满足程度，效用的大小往往是主观的，因人、因时而异。例如：在沙漠中跋涉和身处山泉中的人对水的效用评价大相径庭。
在效用大小度量上，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基数效用论一般认为效用是可以用具体数值计量和加总的，其大小可以用1，2，3，……衡量。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很难对不同人之间效用大小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许多经济学家提出序数效用论的概念，认为效用之间不可度量，只能根据偏好的程度进行排序，排列出第一、第二……等等。（2）总效用和边际效用
总效用（ＴＵ）指的是消费者从消费物品和劳务中，所获得总的满足程度，一般来说，消费的物品越多，其总效用越大。边际效用（ＭＵ）指的是消费者从每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中所获得的满足程度。
在对商品的消费中，随着该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起初人们对该种商品的满足程度不断增加，但达到一定点后，满足程度将出现下降。总效用和边际效用的大小是和物品的消费量联系在一起的。表4.1以食品为例，给出了与一定消费量相对应的总效用和边际效用。2、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表4.1所示，随着消费者对食品的消费量的增加，边际效用是在减少的，我们可以将表4.1转化为图形的形式（如图4.1所示）。专栏4—1：效用理论及其发展
在效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有重要意义的重心转移,即:从质的分析向量的分析转移,从基数效用论向序数效用论的转移,从个量分析向总量分析的转移。
1、效用理论从质的分析向量的分析转移
经济理论要成为科学,必须首先形成对该领域基本范畴的合理抽象。从17世纪开始,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的经济学家就开始不断地探索效用的质的规定性。人的需要和欲望,历来是许多经济学家思想的发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每个有理性的人都为自身谋求最大幸福是人性的某种规定性。边沁的这一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为西方效用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其后,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定义效用:加里安尼在他的著作《商业与管理》中,从物品的稀缺性论述效用,他认为效用随物品的稀缺性而变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萨伊从人的需求来分析效用,指出物品满足人们需要的内在力量叫效用,人力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西尼尔则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效用,把效用归结为人的主观感受,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商品供求关系,效用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还有经济学家从时间的角度,从生理规律的角度阐述效用。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阶段。经济学家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出发,强调资本积累,主张节制消费。同时由于人的主观感受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因而从人和物的关系来界定效用的质是自然而然的事。至于对效用的量的分析,尽管许多经济学家曾涉及到,也得出了“欲望递减”等有价值的原则,也是支离破碎、含混不清的,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因此,效用理论仅仅在概念上徘徊。
但是,从质的分析向量的分析转移是认识发展的必然,数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在这里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牛顿和莱布尼兹所创立的微积分学直接媒介了边际革命的兴起,数学方法作为崭新的方法论进入了经济学领域。杰文斯把经济学看成“痛苦和快乐的微积分学”,边际分析成了经济分析的利器。同时,心理学领域也获得很大发展,并且直接为经济学所借鉴。“维伯—菲希奈法则”为效用递减规律奠定了心理学基础。约·穆勒把欲望、动机等心理因素引入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经济人”的假设,标志着对人性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深度。19世纪7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由于未能合理地解决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和平均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两大难题,已远远落后于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并且最终全面崩溃,经济学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效用理论得以迅速发展,其重心向量的分析转移。
戈森是边际革命的先驱,他强调经济理论的数学推导,以追求最大效用为出发点,利用数学工具,特别是几何图形研究效用理论,得出了消费过程中效用的变化规律：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即戈森第一定律。在此基础上,他寻求扩大效用总量和达到效用总量最大的途径,归结出了个人消费者均衡原则,即戈森第二定律。事实上,他已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的全部重要概念。奥地利学派采用抽象演绎法,从边际效用来探求效用量的规定性。在心理分析的基础上,门格尔和维塞尔采用归算论,得出了和戈森相同的结论,庞巴维克使之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数理学派认为数学方法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只有数学才能给经济理论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