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失误及原因研究报告.ppt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失误及原因具体分析一下50至60年代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错误的发展，可以发现，其“资产阶级”的含义并不是简单的范围扩大和循环，而是有着明显的内涵变化，经历了重提、扩大、重新确定重点的过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理论——即“文革”理论。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反右派斗争开展后，在1957年10月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组长会上，毛泽东讲话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又要求，暂时“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还是只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仅过了两个月，他在杭州看到中共浙江二届二次代表会议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立即要秘书通知柯庆施等人进行修改，在报告中写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至此，中共八大的表述基本被否定。
但是，究竟“阶级斗争”中的“资产阶级”应当具体表现为什么？他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划分阶级标准，剥削阶级在被剥夺生产资料后作为阶级应该已经不存在。因此，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把阶级斗争视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的进攻，然而这种标准也不能证明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主要矛盾，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资产阶级成分的人将逐渐死亡，直至消失。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虽然斗争扩大到了党内高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说成受党外资产阶级影响的代理人。但是，仍然没有对敌对阶级的主体作出新的定位判断，“资产阶级”在哪里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了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仍然没有对敌对阶级的主体作出新的论述。
内涵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是1963年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

1963年5月制定“四清”前十条时，关于打击对象，毛泽东还认为主要是原有的“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在杭州会议上，他虽然提出“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经落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但认为多数地方还是正面教育为主，“四清”内容是清帐目、仓库、财务、工分，“要点就是……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1963年11月通过“四清”后十条，“阶级斗争”对象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重点开始转向党内，强调要“整顿农村基层的党组织”，认为“四清”“也是一次群众性的整党运动”。在执行中，已经普遍地把党内外、上下联系起来。在“四清”依靠对象上，已不再强调依靠基层干部，而是认为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1964年9月发出“四清”后十条修正草案，在方法上，也以前大不一样，强调整个运动都由地委以上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领导，采取人海战术、扎根串联、夺权，放手发动群众。这样一来，基层党组织实际上已经被踢开，这时候的“四清”可以说已和“文革”前期比较相似。

1964年底制定二十三条前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完成了一个剧变，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找到了定位，认为出现了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

1965年1月，他在关于企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蹲点报告中，批示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满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这个把矛头指向党内的论断不仅大大背离了中共八大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判断，也超越了党内多数领导人能够接受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理论的程度。因此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与毛泽东发生了争论。争论先后的两个冲突点，就是“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和“文革”初期的派工作组分歧。

1964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二十三条中关于“四清”的主要矛盾和性质提法，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提出：“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但是刘少奇仍然插话坚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很生气地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这件事埋下了发动“文革”的种子。1970年12月18日，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