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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筑设计问题的思索

30余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和地方经济快速增长，民众步入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对文化生活的渴望也越加强烈。近年来，这种日渐旺盛的文化需求在不断发展的经济实力支持下，已经并正在强劲促动着城市文化设施的急速发展。继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开启当代大型文化设施的建设大幕，各地文化建筑(中心)正雨后春笋般萌发争艳。观念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实践的方向。在取得宝贵经验的同时，规划和建筑领域有必要就这场大规模实践所触碰的许多问题进行梳理和思考。1融入城市，催化地区活力文化建筑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地方文化资源汇集和展示的平台、彰显地方文化特色的媒介，更是城市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场所。文化建筑的选址和布局与城市空间形态的关联性对于城市活力塑造及其自身的利用效率具有双重影响。1.1集中或分散，各得其所文化设施包括观演、博览、科教、群艺等类型。不同的功能类型体现了多元的文化属性和不同的服务对象，其分布策略大致可分为集中和分散两种基本倾向。首先，从共时维度看，集中与分散的选择在宏观上与城市的规模和空间形态相联系，在微观上与其周边的地段环境相关联。长期以来，城市规划编制对城市公共设施的布局基本上采取分级配置。城市规模越大，梯级差异就越明显。另一方面，土地利用规划仍然基于城市功能分区布局的理念。梯级与分区是城市文化设施趋于集中布局的重要缘由。从历时维度看，城市既有文化设施的区位分布状态必然会影响新建设施的选址，而城市空间发展的态势又构成对新建文化设施布局的牵引。从总体看，我国大部分城市几十年来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着文化设施长期不足的欠账现象。这种普遍的饥渴状态一旦遇到城市大规模扩张的机遇，就很可能产生新城区文化设施的时空集聚现象。而政府主导的这种公共设施的集聚建设也被寄予快速拉动城市空间拓展的厚望。其二，从建设成效看，集中或分散都各有利弊。集中模式显然有利于整合资源，互补共融，吸引关注，从而有可能快速而完整地展现一个地区的文化建设成效。但也有可能导致文化集聚区的服务半径过大，尤其在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超长的距离会产生客观上的服务不均衡。空间上的过度集中也会导致不同属性的文化建筑遭遇统一还是多样的矛盾，并由于惯常的“一步到位”的诉求而失去随机调节应变的机会。分散布局因其相对的灵活性而易于融入并带动所处地段的土地价值和环境活力，便于适时适地的改造和扩建，也有利于各自充分展现其个性特征。但分散布局难以形成彼此间的互补和呼应，同时也相对难以构成宏大的影响力。上述分析表明，城市文化设施的分布格局受到多种时空因素的影响。从空间格局上看，城市规模及其整体形态特征具有关键性作用。随着城市规模的生长和城市空间的拓展，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正不可避免地走向多核形态。而这类城市往往也相对地拥有更多的既有文化设施。因此，其城市级文化设施的布局应当表现为既有文化设施的提升和补缺。由此有可能采用不同文化主题及建筑类型相对分散的分布策略，这也有利于服务区域的均好性。例如，南京主城区的文化设施就是在不同时期既有文化建筑利用的基础上，新建图书馆和美术馆沿长江路采用了相近但不集中的分布策略(图1)。由于大城市各类文化设施建设标准的规模计划和功能配置相对完善，因此其公益性文化建筑不同类型之间的空间集中带来的集约效应并不明显。借助城市轨道交通等捷运系统，不同文化设施之间以及文化设施与住区之间将可能形成新的网络体系。相反，在中小型城市，由于规模和距离的相对压缩，其公益性文化设施的相对集中显然具有更大的功能互补、设施共享、空间共融、服务增值、成本节约等优势。尤其是广大的县市城镇，这种集中布局更可以进一步表现为典型的文化建筑综合体模式。作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项目的四川绵竹市文化中心即是以综合体的形态实现了多馆一体的文化服务集中场所(图2)。1.2整合联动，促进活力城市中的文化设施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置身于更大的功能体系和空间结构之中。在城市产业结构不断提升与转型的过程中，与土地资源的混合使用相呼应，文化设施与相关公共设施及产业的联动将获得效率的倍增，并因鼓励城市公共活动的交融而促进地段环境的持续活力。深圳市蔡屋围中心区的城市更新规划以深圳大剧院为核心，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益文化设施与以创意设计为主题的文化产业空间形成连续或相邻的街区结构，通过有序的混合创建出融休闲和生产于一体的新型文化交流中心(图3)。文化设施的布局与城市绿地、商业、交通等其他公共设施的整合正在创造出新的形态活力。山西临汾市即将新建的博物馆、图书馆与汾河滨河绿地进行整合规划，在提升景观绿地环境活力的同时，也有利于文化设施的有效利用(图4)。天津文化中心的整体设计在地面上下部空间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