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古代法制文化中的儒家观.doc

漫谈古代法制文化中的儒家观
学号：090101405姓名：邓文浩班别：09级汉4班
儒家学说，贯通天人之理，合乎人生，论其思想之表现于法律者，“礼为治本，而辅以法”。法并不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德礼才是核心。唐律所称“德礼为政教治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最能道出礼与法之关键。至春秋以降，儒家思想时时显现于诸朝代的律法当中。
人格与法制
孔子重视为政者的人格，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孔子轻法治甚至反对法治，历来这也被认为是儒家文化的糟粕，因为它与西方的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相悖，西方成文民主法治思想最早可见于罗马的十二铜表法，铜表法中一再强调法治精神，发对人治，因为人治容易发展为独裁政治。不可否认，西方的法律有其合理之处，但是我们却不能据此来理解，审读儒家的法制文化思想。《荀子》：“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君子者，法之原也”《君道篇》，可见为政者的人格之重要性，纵观世界各国，虽然实行民主法治的政体，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居住民都多于从政者，所以选出部分有能力，有品德的人来制定法律，管理国家的大多数人，这乃大势所趋。这是儒家的大局观，管理者的品德乃法治的源头问题。鲁昭公六年，郑子产铸行书，晋书向表示反对，他写信给子产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锤刀之末，将尽争之。”子产复书说：“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后十四年，昭公二十年，子产病疫，戒子太叔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这是儒家思想崇尚法治的明证。昭公二十九年晋赵等铸刑鼎，亦即将刑事法铸在鼎上，公告于民，以为一国之常法。郑铸刑书，晋铸刑鼎，皆较罗马十二铜表法公布于公元前450年为早。
二．礼主法辅
儒家的法制思想，是以礼为主，以法为辅，以道德感化人，使人日迁于善而不自知。《论语》：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可见，孔子以为用德礼治民，从而都知道廉耻，不肯为非作恶，国家自然太平，这是治本。若用刑法来禁止，虽能抑制恶行，难免乘机而窃发，终非根本解决之道，这是治标。但为维持社会秩序，刑亦自有需要。相传孔子为鲁国司寇时，大夫少正卯莠言乱政，孔子辅而诛之。如朱子说：“号令既明，刑罚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罚，则号令徒挂墙耳。”《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离娄》，国家治理不能依靠酷刑，较之韩非之秦国，事无巨细，一应制之为法，使民敬畏，但是也只能敬畏而已，并不能真正教化其民，使民心相向，纵观我国古代历代王朝，前期都是由礼治为主，辅之以法治，安土保民，教民以礼，开化民智，而王朝的败亡则由于酷律严法，民无所措，从而揭竿而起。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章》，《唐律》是中国历代成文法规中，最完善，最标准的法律，其基础是以礼为根据的。盖“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人心违于礼仪，然后入于刑法。”《唐律》本此原则而厘定的。后世《宋刑统》，《大明律》乃至《大清律例》都借鉴于此。
儒之“自然法”
据亚里士多德的论断，政治的公正，包含自然的与人为的两种，自然的到处适用，人为的只是局部适用。我认为儒家思想的法治观可算是“自然法”，它不但适用于中国的特有的文化土壤里，而且对西方的法制观念也是深有影响的。法国号称“欧洲之孔子”之奎内认为“自然法”不仅为中国伦理道德之渊源，且更为中国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之基础。他又说：“中国在天理天则之名称下，遵守了自然法，故中国之政治社会制度，即为万古常新之自然法之象征，因之中国能与四千年间永续其繁荣。”
不事疑狱
《尚书召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礼记》：“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王制篇》，儒家思想的法制观，从来都是不事疑狱的，疑即现代法律中的“疑点”，因为有疑点，则说明案件存在冤枉好人的可能性，如果贸然审判，则是玷污了法律的公正性，同时也达不到法律制定的目的——从理惩恶。但是案件疑不疑，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这时候需要“众”来评论，也就我们现代所说的陪审团制度，“汜与众共之”就是把案件交予有德之人评议，如果众人都认为案件有疑点，那么就把犯人释放了。这个观念一直被历代的法律保存下了，所以中国古代审判重大案件时，一般都邀请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出席，审判时师爷还要做笔录，有待上级察看，务求使案件不疑。
有许多人认为儒家的法制思想多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制定的，这个看法我不敢苟同，纵观世界各国，历朝历代的法制思想都存在着自己的局限性，可以说其实每个朝代的法律都在为制定法律的阶级服务，我认为评判一种法制思想的好坏并不是看其的局限性，而是看其在何种程度上保证了公平，公正，毕竟法制思想的根本目的在于此。儒家的法制思想在本质上恰好做到了这一点。
自己的一点看法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文化，物质等等可能已经远非昔日可比，但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