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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重新研读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已经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性批判，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较倾向于自然，而较少的关心政治，由此他在《德法年鉴》时期试图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即所谓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人的立场上。
一、对宗教的世俗基础进行批判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已经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因此他说：“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费尔巴哈对宗教神学进行了人本主义的批判，又把思辨哲学看成是宗教的理性表达方式，即黑格尔哲学是宗教神学的最后一根理性支柱，如果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上，即站在宗教神学的立场上，虽然青年黑格尔派曾对宗教进行批判，但依然没有脱离神学的立场，马克思认为只有费尔巴哈超出了思辨哲学，他对宗教神学及一般哲学进行的批判转移到所谓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人的立场上。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马克思站在这一立场上，但他提出了更为重要的任务，即对宗教的世俗基础进行批判，“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马克思认为如果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那么对宗教的批判也即对世俗基础本身联盟进行批判。费尔巴哈的贡献在于他把宗教、神学归结于他的世俗基础，归结于人和人的世界，而马克思认为人的世界本身应该受到批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要求把宗教的神圣本质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宗教的幻觉、狭隘性以及其所设立的颠倒的世界只不过是世俗基础本身的狭隘性，本身的颠倒。
二、德国的历史性
历史如何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不同民族的历史性如何得以确定？马克思在1843年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立场时对此作了独特的阐述。
马克思通过对德国的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传统来确定德国本身的历史性。马克思说：“随导言之后将要作的探讨——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一探讨是联系德国进行的”，原本即现实社会，副本即哲学，德国人自近代以来所发生的变革全是在哲学中进行的，所以“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就是说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把握德国历史性的核心不是去批判德国的现实，尽管德国的现实理应受到批判，但如果只关心德国的现实，那么它必然低于批判水平，必然犯时代错误，不会处在时代的焦点，对德国的批判不是对德国的现实而是哲学。
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要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正是在于他要使他的思想集中到本世纪问题所在的核心，“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想像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史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
三、德国革命和解放的性质
马克思通过确定德国的历史性来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这个批判不是联系着原本，而是联系着副本，即联系着德国哲学进行。
“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德国人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德国人在政治上思考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是这些国家理论上的良心。”其他国家即英国和法国，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是现代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的最后的和最高的形式。
马克思得出两个层面的东西，其一是德国现实，其二是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法哲学即政治解放的层面。马克思对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意味着对现代国家进行批判，德国的国家学说的现状表现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表现现代国家机体本身的缺陷。黑格尔的法哲学只不过是现代国家的理论表现，如果黑格尔的法哲学存在缺陷，意味着现代国家本身的缺陷。
马克思对德国的政治状况和法国的政治状况做比较，发现德国根本不可能进行政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