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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九”化债过程中职务犯罪的调研与思考

一、“普九”化债中职务犯罪的特点
襄阳市下辖南漳、保康、谷城三县，枣阳、宜城、老河口三市，襄州、襄城、樊城三个城区，另外还有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完成，过去多年长期积累的农村“普九”债务成为农村中小学和县乡政府的沉重包袱，直接影响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正常运行。近年来，该市各级政府一直着力“普九”债务化解工作，2005年市政府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化解“普九”债务1300多万元。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关于开展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7]70号），湖北省为第一批试点省，文件规定从2007年12月起，用2年时间，基本完成“普九”债务化解工作，同时建立起制止发生新的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的稳定机制。
伴随“普九”化债工作的进行，由襄阳市人民检察院精心组织部署的查处教育系统“普九”债务化解职务犯罪专项行动也在全域展开。截至目前，已立案查处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14件14人，案涉保康、谷城、宜城、襄城4个县（市）区。通过案件分析，此类案件有如下六个方面的特点。
1.犯罪主体集中。由于教育系统教师多，管理人员少，而人、财、物的管理权又多集中在管理层，因而管理人员是教育系统内职务犯罪的“高危”群体。在所办的案件中，学校校长5人、副校长3人、总务主任1人、出纳2人、会计3人。他们年龄最轻的36岁，最长者56岁，文化程度均为大专以上，其中硕士研究生1人，本科7人，且大都为中共党员。
2.共同犯罪居多。在查处的案件中，有4件4人涉嫌共同犯罪。犯罪嫌疑人与利益相关人相互勾结，共建攻守同盟。一是学校主要领导之间相互串通，事先商量并达成一致意见；二是学校领导同有关人员、行贿人员等学校外部人员相互勾结，共同谋划。例如襄城区院在办理欧庙镇康田小学代某、张某贪污“普九”化债款一案中，办案人员通过审查，发现该校申报的债权人只有学校校长代某和财务人员张某两人，通过分析债权人的身份，认为其中可能存在虚报债务嫌疑。因为“普九”化债有较为严格的审定程序，若要虚报就必须伪造相应的账册和凭证，故办案人员重点围绕反映债务的账册、记账凭证的真实性进行审查。财务人员张某解释学校欠其和校长的债务是因为替学校垫付工程老板杜某维修校舍的工程款，在审查杜某领取工程款的领条时，发现该领条上的笔迹系张某本人的笔迹，同时涉及该笔支出的账页有添加改动的痕迹，及时找到杜某核实了该领条系伪造，从而迫使张某交代了其伙同校长代某伪造个人债权，采取虚增债务的方式骗取国家专项资金5.18万元予以私分的犯罪事实。
3.贿赂犯罪突出。在查处的案件中，有6件6人涉嫌受贿犯罪，涉案金额达32万余元。例如，2012年3月，保康检察机关在对该县农村中小学“普九”债务进行核查时，发现两峪乡中心学校校长晏某和该校总务主任兼主管会计宋某，有共同贪污、受贿的重大嫌疑，遂立案侦查。经侦查表明，自2009年到2012年，晏某、宋某二人相互勾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普九”化债中弄虚作假，贪污公款；在学校工程建设方面，为他人谋利益，收受现金。其中，晏某参与贪污四次，共计2万余元，个人实得1万余元，受贿八次，共计2万余元；宋某参与贪污四次，共计两万余元，个人实得1万余元，受贿四次，共计1万元。案发后晏某、宋某两人所得赃款9万余元已全部追缴并上缴国库。
4.手段较为隐蔽。检察机关办案发现，在“普九”化债中，犯罪嫌疑人往往将通过虚列工程合同或工程项目，增加应付款等隐蔽方式套取的资金上财务账，或搁置账外，脱离管控，使账面上“天衣无缝”。与此同时，“借条”成为贪污贿赂的重要隐蔽手段之一。如，保康县歇马镇中心学校校长余某在与建筑工程商龚某共同虚列套取“普九”化债专项资金的过程中，通过龚某将资金套出，而龚某没有将套取的10万元交给学校，只是在给学校会计打了一张“借条”后，用于自己从事的经营活动中。再如，2009年2月18日，时任宜城市流水镇讴乐初级中学出纳的犯罪嫌疑人朱某，将该校依其名义申报的学生宿舍楼改造“普九”化解债务款约1.5万元占为己有，用于考驾驶证、买田及其他个人消费。
5.案情错综复杂。这批职务犯罪案件，显示出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贪污犯罪与受贿犯罪并存，其中以受贿犯罪占多。二是犯罪人员相互勾结，一方面学校内部人员尤其是管理层往往存在事先密谋、串通的情况，另一方面学校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相互勾结，即同债权人密切联系，共同谋划，通过给债权人一定好处，虚设合同套取现金，债权人实际未领到钱，却仍给学校打收条，双方达成攻守同盟，增加了办案难度。三是所办案件主要发生在学校工程建设、争取国家专项资金领域，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间长，贪污受贿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