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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出台纪事

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出台《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在当时，这项改革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人有幸参加了这一改革的全过程，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仍觉意味深长。
1987年，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第10个年头。由于发展商品经济，私营经济自发地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发展。1987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中，对私营经济的产生、地位、作用和应采取的方针有了系统的阐述，明确提出，对某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了《当前农村经济改革若干问题》中规定限额的私人企业，“也应当允许存在”，并采取“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
1987年10月16日上午，我根据局领导的指示，并按会议通知上所通知的开会时间，提前20分钟就坐在了中南海的国务院第二会议室里。
不多一会儿，参加会议的其他单位人员也陆续到齐。开会时间一到，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宣布开会。
陈秘书长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一份调查材料的主要内容。历史上就有经商传统的浙江省温州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私营经济迅速发展，但一些发展较快、颇具规模的私营企业主患上了“百万元恐惧症”。他们担心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后变成“百万富翁”，不敢继续扩大生产。很显然，一些私营企业主对党的政策有疑虑。中央主要领导在这份材料上批示：“迫切需要拟定私人企业管理条例，以便有所遵循，而私营企业主也可以放心依法经营。”
陈秘书长说：“今天会议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请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个体司司长王忠明第一个在会上发言。他认为现行的对个体工商业户虽有雇工3人～4人，帮手2个～3个的规定，但不利于私人企业的发展，应考虑另行制定新的私营企业管理法规。我在王忠明之后也发了言。按照会前同局领导研究的意见，我在发言中表示，现行的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条例，可以适用私营企业，或者可以在此基础上作调整修改，而不必另行出台对私营企业的税收条例。
在与会单位代表都已发言后，陈俊生总结这次会议认为，今天的会议只是初步讨论，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还要再开会作深入的讨论。会后请大家作进一步思考研究。
这次会议后，陈俊生又邀请了在各行业有一定代表性且具一定规模的温州七八户私营企业主到北京开了个座谈会，直接听取私营企业主对党关于私营企业的政策的意见。据后来陈俊生向我们通报座谈会的情况，这些私营企业主最关心的问题是：希望在国家的有关法律规章中，明确私营企业经营是合法的；他们也愿意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私营企业主座谈会召开后不久，陈俊生又召集上次参加会议的单位再次讨论对私营企业管理的有关法规问题。在会议开始的讲话中，陈俊生先冲我微笑说，今天会议的主要“斗争”对象是税务局的易运和同志。希望你对这个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希望税务局能对加强私营企业的管理有具体措施。从陈俊生的讲话中，我听出了他希望我们税务部门能像国家工商局那样，考虑单独制定私营企业税收条例。
原国家工商局参加这次会议的已换成了个体司副司长梁传运。他首先发言，显然已有了很成熟的方案。果然梁传运在发言中表示，从工商管理的角度考虑，国家工商局认为单独制定一个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较好。同时，他比较具体地描述了这个管理条例的基本轮廓。我注意到，在梁传运发言的过程中，陈俊生多次轻轻点头以示赞许。梁传运发言后，陈俊生把目光投向我这边。我明白他希望我马上发言，并且也能表示可考虑单独制定私营企业所得税条例。但是上次会议后我向局领导汇报时，局领导意见是仍坚持对现有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条例作补充修改，可适应对私营企业的管理。
鉴于以上情况，我在发言中仍坚持我们考虑可对现行的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条例作补充修改，即可满足对私营企业的税务管理。对我的发言，陈俊生没有像对工商局发言那样点头首肯。
在宣布散会后，陈俊生招呼我稍等一下。在我靠近他的座位后，他以商量的口气说：“工商局他们打算单独制定私营企业管理条例的想法，我看比较好。你们是否也考虑单独制定私营企业税收条例，请你们再研究一下。”我表示会后向局领导汇报情况时，转达他的建议。
在我向局领导汇报会议情况时，特别提到陈秘书长的建议，并认为这个建议符合中央领导批示的“迫切需要拟定私营企业管理条例”精神。经过认真研究后，局领导也同意可单独制定私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这样，我们便开始了私营企业所得税的暂行条例的起草工作。
可能是考虑即将召开党的十二大，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对有关私营经济的问题要议论大的政策，对制定私营企业所得税法规的工作抓得很紧，国务院秘书局经常催问进展情况。所以，这个法规的制定主要是在税务总局内部进行讨论，没有到基层税务部门征求意见。大概是在1988年初，这个法规的草案就报到了财政部。财政部也没作修改，很快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