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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三方介入交易是否涉及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的思考
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是一项比较重的罪，最高可以无期，因此一旦被法院认定为虚开，后果是很严重的。而且本罪还有一个特点，牵连面非常广，一些亿元级的案件，可能牵连到的下游受票企业就有数百家。比如，去年的新闻报道，江苏省张家港司法机关依据“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条文规定，将下游100多家受票企业定性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理，100多家受票企业的200多名老板和财务人员被卷入其中，有的判刑还很重，14年。
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刑法规定简洁。笔者研究众多此类犯罪案例，发现相当一部分案例争议分歧还是比较大的，争议点也比较多。本文主要是对第三方介入交易是否涉及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问题，笔者的一些思考。
当初增值税面世时，社会商业关系简单，税法规定“票、货、款一致”理想化模型还能基本对应显示交易模式，然而增值税面世至今已有差不多20年，这20年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业创新，交易创新，业务创新。商业交易中，第三方介入交易的模式大量存在，使得交易关系变得复杂，用“票、货、款一致”理想化模型去套就套不上，实务中争议非常大，导致误判肯定是存在的。下面看看两类第三方介入的交易案例。
【案例1】：A企业卖货100万给B企业，C公司向B企业融资并收取2.5%融资费，C将货款100万支付给A，A开专票100万给C，C开专票102.5万给B，B销售后还款102.5万给C。
【案例2】：A服装企业按400万卖货给B个人，B的货在C商场出售，销售款1100万由C商场收取，C商场将1000万划给A企业，A企业向C商场开具1000万增值税专用发票，A企业向B个人支付600万。
第一个案例，实质就是企业规避不能经营放贷业务的规定，而将放贷转化为购入和销售，差额实际上就是利息收入。这是我上个月在深圳为企业讲课时，一家企业向我咨询的，他们很是焦虑和担心。这个问题，真的不好回答，因为在我收集的案例里，这一类型的交易模式，有的是被法院判决有罪的，有的是税局认为是虚开，但移送到公安，公安认为不是虚开。因此，司法机关的认识和理解以及执行口径并不一样。涉案企业人员有罪无罪，似乎要看运气了，看他遇上谁了。
第二个案例，现在这个A服装企业被稽查了，税局在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企业隐匿收入不申报导致的偷逃税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模式的开票，其中600万部分是否涉及虚开。
下面笔者就这两类第三人介入的交易，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
首先，这两类交易模式有个基本特征，就是他们的开票行为并没有导致偷逃了税，并不以偷税为目的，事实上也没有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第一个案例，ABC之间的交易，A开票给B，B再开票给C，增值税链条是连续的，国家没有税款损失。至于企业其他的进项来源是否虚开，例如A的进项，再例如C还有来源其他交易的进项，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交易模式之外的另外事项，不影响我们刚才的分析结论。第二个案例，对商场而言，他确实只增值100万，他对增值100万交税；对服装企业而言，商场确实是支付他1000万货款，他开出1000万的专票没错，否则少开票岂不变成了隐匿收入？当然，这样处理，服装企业的增值额会很大，他怎样解决它自身的进项，有无接受虚开，或者是成本全部记账收入部分记账，这些问题同样不归属于是我们讨论的交易模式中的事项，不影响我们刚才的分析结论。
这些案例，是一种实现交易的商业行为，民商法并不禁止，并不违法。我们再回头看第一个案例，先不要看原因，C企业可不可以与A\B进行购销交易，当然可以了，他从A购进的货可否让A直接发送给B，也没问题了，没有哪条法律规定，C必须将购货实物入库再自己发货吧。AC之间、BC之间有无购销合同，我认为都不足以否定存在购销交易，合同法并没有否定口头合同，实务中不签合同就交易，这样的事情多得是的。真要挑出他们有什么毛病，也就是C是否涉嫌非法经营非法放贷的问题了，应由相关的行政处理、刑法处理，与设立本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并不相同。就如上海的周正毅案，以破坏金融秩序类的罪名、以骗取贷款罪的罪名指控，远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更契合行为性质。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所以，第一个案例类型的交易模式，笔者认为是不应该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
第二个案例，实际上是可以这么理解，服装企业按1000万的高价格卖货给商场，是因为商场的销售工作由第三人负责，服装企业需另行支付负责在商场高销售的第三人劳务费600万，法律没有禁止这种交易吧。现在的很多大型商场经营方式，早不是以前的自己采购自己销售，而是出租铺位，销售款由商场统一收取，这样的模式符合市场规律适应商业需求，从税收的角度看，统一收款，还防止了承租的个体经营者隐匿收入不交税，这是一件各方有利的事情。因此，如果非要将这类行为定性为虚开，真不知道到底要保护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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