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承诺书.doc

第页共NUMPAGES10页
营改增承诺书

“营改增”合同注意价款是否含增值税
增值税体系下，服务提供方收取的服务费，是含增值税的价款还是不含增值税的价款需要明确。在以前的营业税体系下，双方约定的价款，不需要关注营业税的情况，因为营业税是服务提供方的成本。作为服务接受方，支付的所有价款作为合同价款和报酬。除了要明确价款或报酬是否包含增值税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关注：
首先，如果原来的服务价款收取方式是按照服务提供方的人工服务费加上营业税的公式确定的，“营改增”后，服务接受方应主动和服务提供方重新协商合同的总标的。例如，某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咨询服务，按照人工小时费用率的服务费为100元，双方约定的合同价款为105.26元，此处不考虑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并且按照100/（1－5）确认。“营改增”后，上述合同价款不含税价应为100元，而不能按照原有的价款105.26元作为不含税价确认。当然，现实中还要根据合同双方的谈判结果确定，但准确关注合同条款对价款中代垫费用、税务成本的描述，或者准确了解供应商的实际税负变化，有利于在合同价款谈判时进行议价。其次，在向境外支付属于现代服务业的服务费时，通常双方会约定诸如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增值税、所得税的承担方。此时，准确评估“营改增”后的价款就变得非常重要。上海和北京根据上述税费的承担方是境内服务接受方还是境外服务提供方，出台过实务中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公式（应纳税所得额同时是增值税的税基），因此，在合同签订时，除了合同价款是含税还是不含税需要约定外，其他税费的承担方式也应该进行约定，从而避免实务中出具非贸易项下付汇证明可能出现的困难。对于代扣代缴义务涉及税款的合同条款，也建议企业及时进行更新，以反映“营改增”之后境内服务接受方不同的代扣代缴义务。最后，中瀚石林建议服务接受方在合同中明确将服务提供方需要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一个义务条款进行明确。
“营改增”的思考
上海“营改增”试点从20年1月1日开始已逾百日，涉及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12.6万户，北京“营改增”亦已通过审批，将于7月1日起在全市5.4万户纳税人中全面推开，据报道：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已申请进行“营改增”的试点，一时间，“营改增”成为财税制度改革的热点话题。其实围绕增值税改革的讨论，从我国分税制确立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增值税制度也一直处于完善中，204年东北三省开展的增值税转型试点到2021年1月1日在全国实施，我国的增值税实现了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为企业节省税收负担120亿元。“营改增”是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的必然选择，对于完善增值税环节，避免重复征税，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增值税国家的通行做法。就现阶段而言，2021年，全国税收收入实际完成86524亿元（扣除出口退税，不包括关税、船舶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为全面推进“营改增”提供了可靠的财力保证，但全面推开“营改增”工作仍然面临着一定的压力：
一、地方主体税种的缺位是“营改增”的最大瓶颈。增值税、营业税作为国地税的主体税种，2021年分别占税收收入的27和22.6，其中营业税入库13678.61亿元，占地税收入的32.76，“营改增”以后，除娱乐业以外的大部分营业税项目将改征增值税，带来的是地方主体税种的消失，而重庆等地试点的房产税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无力承担地方主体税种的责任，而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等小税种更难挑大梁。
二、事权大于财权的财政体制使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高。我国实行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在上面只给政策不给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用40的财权承担着70的事权，很多政府的财政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财政已成了”吃饭财政"，“营改增”意味着结构性减税，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对地方政府而言无疑使雪上加霜。同时“营改增”使原本为地方税的营业税成了共享税，地方政府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即便使“营改增”所征税款仍归地方所有，但其总量和增幅肯定有所影响。
三、征管范围的变化引起国地税机构事务的失衡。94年分设国地税机构，各自按税种进行征管。但随后进行的一系列税制改革，国、地税之间的职能开始交叉，对同一税种，进行交叉征管，先是利息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后取消），后来是新办企业的企业所得税，都划归了国税机关进行管理，“营改增”明确由国税机关进行征管，国税部门的工作压力陡增，而地税部门失去了主体税种，面临着职能重新定位。“营改增”在率先在上海试点，就是因为上海的国地税是合署办公，不会因为征管范围的变动使国地税事务失衡。
四、以减税为锲入口的宣传制约税制改革的进一步开展。“营改增”是以结构性减税为宣传点，用以提高纳税人参与的积极性。但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得到实惠，上海的“营改增”试点也说明了这一点。通过“营改增”部分纳税人的税负确实减低了，但作为“营改增”重头戏的物流业，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