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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批评研究之体系初探

摘要：播音主持的理论现状与实践发展显现出播音主持批评研究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本文从学术发展、实践需求、媒介变化的层面分析了播音主持批评的可能性，从学科自身及相关学科的层面探讨了批评的可行性，从本体、功能、主体、客体、方法、标准等六个具体方面论证了如何构建批评的系统性，以期对播音主持批评研究体系提出基本的框架布局。关键词：播音主持批评;可能性;可行性;系统性中文分类号：G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________）07-0052-02
一、引言
播音主持是“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运用有声语言和副语言，通过广播、电视等传媒所进行的传播信息的创造性的活动”[1]。但“播音主持批评”并非只局限于对实践活动的批评，而是从主体、作品、现象、理论、思潮等层面对播音主持所涉及的整体系统进行阐释、分析、判断和评价。播音主持作为媒介与艺术体系内一门新兴的艺术活动，随着传媒事业的大发展呈现出蓬勃的文化景象，但播音主持的理论研究与其实践活动相比却略显苍白，而播音主持批评研究更是鲜有人问津。展开播音主持批评的理论研究对于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完整、创作实践的匡正与规范、艺术接受的拓宽与升级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播音主持批评研究的可能性
（一）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
播音主持的学术研究大致经历了空白期、零散期、探索期、发展期、成熟期等五个阶段。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展开播音工作，这一阶段的理论发展几乎全部来自于实践经验，学术研究处于空白期。20世纪50年代，随着《苏联播音经验汇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地方台播音员经验汇编等三本相关参考书籍的问世，播音主持的理论研究进入了零散的发展阶段。1963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中文播音专业正式招生，播音主持的学术研究迈进了理论的探索期。20年代80年代，随着《播音基础》《播音发声学》等学术理论着作的相继出版意味着研究体系迈入了发展阶段。90年代，《中国播音学》的问世标志着一个新学科的真正诞生。进入新世纪以后，播音主持的学术研究与理论构建逐步跨进了成熟阶段。
但是，相比于纷呈的播音主持活动，理论研究的发展推进仍旧略显缓慢。播音主持批评就是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却被忽视的课题。长久以来，虽然有不少经典的评价性文本，但缺少系统的批评学术研究，更遑论“批评学”的学科建设。批评长期落后于创作实践，尚未走向自觉已成为显而易见的理论困境。批评理论能够指导实践、预见趋势、指明方向;但是在播音主持学术研究中，播音主持批评研究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播音主持学术研究自身的发展呼唤着肩负着重任的播音主持批评研究。
（二）播音主持实践的需要
播音主持是一门实践性的专业。但是这种实践不是盲目的、无序的，而应有正确的理论作为基础和指导。“实践需要理论，理论归于实践，当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对其进行理论高度的梳理与整合便成为实践活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性条件。[2]”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代表的热火朝天的业务研究，到1993年开始评选的金话筒奖，播音主持的实践活动也在不断发展进步。
当下，播音主持的实践活动在
时代环境、媒介环境的影响下风生水起、炙手可热，却又好似陷入山穷水尽、四面楚歌的尴尬之境。严肃节目娱乐化、娱乐节目低俗化，播音主持模式化、肤浅化、冷漠化、私欲化。面对广播电视的发展现状，面对播音主持的实际境况，受众困惑，播音员主持人同样困惑。从专业教育的角度来说，应当让播音主持批评成为高等院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因为对播音主持进行学理层面的批评，不仅可以使学生学会运用播音主持批评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更能为他们将来走上播音主持岗位指明方向。播音主持的实践呼唤着播音主持批评的出现。
（三）传播媒介变化的需要
一方面，社会经济与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传播媒介的具体形式。传统媒体对于信息的发布需要前期的设计规划。就广播电视而言，时间顺序、编排意图、受众效果、广告效益等因素都会影响传统媒体的媒介行为。但是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应用对于信息的发布是随时、快捷、简洁、个性化的，同时几乎是无成本的;另一方面，新媒体消解了传统媒体中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边界，使得传播状态由一点对多点变为多点对多点，每个人都掌握了传播的主动权。“自媒体”时代已经来临。在“关注”与“被关注”的关系下，人人都成为了信息的传播者，客观上造就了一大批业余“评论家”，这些评论用或朴素或夸张的方式表达个人化的情感。尽管这些评论是只言片语、不成体系的，但社会的需要也是催生播音主持批评的重要动力。
此外，新媒体的出现完全依赖于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则得益于社会的发展。因此，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便显得尤为重要，中西文化的碰撞，域内外文化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