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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毒品政策

日本自19世纪末开始向中国输入毒品，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贩卖毒品的行径也愈加猖狂。1932年“满洲国”成立之后，朝鲜的毒品贩大量涌入“满洲国”，“满洲国”逐渐成为毒品活动中心。1936年日本政府设立兴亚院，实施麻药政策一体化。日本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毒品贩卖的最大来源国。日本用毒品麻痹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削减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企图达到彻底征服中国的目的。目前国内已经揭露了很多关于日本军队的侵略行径，但就侵华战争之前以及期间日本对华毒品输入方面的研究来说，由于日本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百般掩盖，造成了至今了解不多的情况。
鸦片之祸是近代中国久治不愈的毒瘤，更是日本欺凌、奴役中国并获得巨额利润的主要途径之一。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
日本政府侵华战争期间及之前对华毒品政策的形成
1894年日清战争中，日本在中国鸦片方面获得最大利益。1895年日本得以进入中国鸦片市场。为确保朝鲜产鸦片输华的永久毒品线路，日本于1906年管理南满铁路。1915年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人可在南满洲自由往来、建造工厂等，方便秘密输入毒品。1917年在朝鲜开设吗啡工厂，朝鲜生产的吗啡经由满洲大量流入中国。1919年日本的海洛因趁乱大量流入中国。
1931年满洲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并扶植起满洲国傀儡政权。时任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第三课长原田熊吉等人经过一系列策划之后，确定了“满洲国”鸦片政策的根本方针，并决定从日本招请时任神户税务署长的南波经一到伪都新京走马上任。利用档案资料证明，日本政府为贩卖毒品，利用日本及朝鲜的黑社会组织建立毒品巢穴，并经由中国的恶势力接手交易。查阅资料中虽然并未直接使用“暴力团”这样的字眼，但从其光天化日之下交易毒品的事实看来，正是黑社会、邪恶组织之意。星野直树用满洲国的鸦片贩卖盈利作为抵押，获得了日本多家银行的大额贷款。包括满洲国在内，整个中国地区的毒品受益可每年为日本军队提供3亿日元。朝鲜的毒品贩大量投身于“满洲国”，“满洲国”成为毒品的活动中心。毒品垄断贩卖每天可产生2000到3000万日元的利益，这些资金供满洲国产业发展所用。
1936年日本政府设立兴亚院，实施麻药政策一体化，由内阁总理大臣所掌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开始扶植“蒙古”、“晋北”、“察南”三个伪政权，同时在对华毒品政策方面又提出大东亚鸦片构想。
1938年日本扶持设立南京傀儡政府，满洲的麻药商人大量进入南京傀儡政府的管辖领土内进行贸易，使鸦片、海洛因等麻药在长江流域大量流通。
1939年日本政府提供资金设里见机构，机构以里见浦为中心人物，致力于在华贩毒。里见机构获得了内蒙古、伊朗的鸦片管理权。
毒品政策的实施过程
毒品生产方面：侵华战争期间，输华鸦片来源除了来自强迫在中国沦陷区内种植与生产的鸦片之外，其余则来源于日本国内生产、朝鲜生产及伊朗印度与土耳其。1934-1935年满洲的鸦片栽培面积达到480平方公里，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占领朝鲜后开始种植罂粟，一度朝鲜年产鸦片26000-39000公斤，几乎全部运往中国。从1910年到抗战结束，朝鲜产鸦片走私中国之数约达1，000，000公斤。
毒品运输方面：南满铁路原来是中国东北的一条铁路。1905年日俄《朴次茅斯和约》规定以长春宽城子站为界，以南的铁路交给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为确保朝鲜产鸦片输华的永久毒品线路并管理南满铁路，日本于1906年11月26日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部设在东京。该公司后又获得了安奉铁路、抚顺铁路、牛庄铁路的路权，使其铁路从奉天再向东延，直达中、朝边境的安东，并与朝鲜半岛的铁路系统连接起来。1914年日军占领青岛，也进一步确保了日本的毒品线路。1915年日本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从而日本人可在南满洲自由往来、建造工厂以方便秘密输入毒品。1918年日本占领外满洲及内满洲，获得了更广范围的毒品线路。
毒品销售方面：
根据资料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对华的毒品销售，其计划可以分为3个时期。
第一期
1932年—1938年：这个时期，首先建立了鸦片专卖机构，鼓励拥有营业执照的工厂生产鸦片。由指定的批发商、零售商销售鸦片。
第二期
到1936年，放弃上述提到的批发商。1938年，引入鸦片登陆制度，完善销售设施等。
第三期
在继续整备第一期及第二期的设施政策的同时，放弃了零售商，鸦片的供给全过程均交由官方计划运营。
毒品政策的结果
毒品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
毒品使人体产生严重的身体、精神依赖性，危害人体机能，对社会生产力也有巨大破坏作用，还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日本对华鸦片侵略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和垄断性，地域广泛，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