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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诉求话语的流变

摘要：新世纪底层文学是建立在新文学所开创的启蒙等叙事传统上，从底层文学作品的内容看，启蒙诉求话语叙事在写作上都是以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为立场的，进而将底层民众的情感与生活进行表达，并透过现象来揭示出人性的“劣根”。在底层文学中，启蒙诉求话语是以隐蔽的空间叙事形式进行表述的。本文针对启蒙诉求话语中的空间叙事进行了研究与分析。
关键词：启蒙诉求话语；“五四”；“十七年时期”
针对启蒙诉求话语中的空间叙事展开研究，其目的在于通过新世纪底层文学中的启蒙话语叙事来追溯底层写作的理论资源，基于这一文化背景下，相应的启蒙话是以隐蔽的形式进行表述的，对于相应的作家而言，启蒙诉求话语的空间表述是依赖于底层大众语言而实现的，即用大众的话语来实现对启蒙诉求的遮蔽，进而通过构建一个统一的立场来实现写作精神的传递。对于中国作家而言，“五四”新文学传统则就成为了其创作的资源，这种启蒙诉求乃是与“五四”启蒙精神的对话，亦是对这一精神的回应。
一、启蒙诉求话语主体身份的转化
“五四”新文学启蒙主要是以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精神救赎与对底层劳苦大众精神的救赎这两个维度进行写作的，所谓的启蒙就是一种精神的救赎，而救赎的对象则是那一时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这一创作的理论资源较为丰富，比如陈独秀的“写实的文学”等，也正是借助于这一时期的理论资源，成就了“五四”时期的大量关于底层大众情感与生活的作品，无数的作品塑造了大量的经典底层社会人的形象。而这一时期的启蒙诉求话语中，所蕴含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精神诉求，是对自我精神的救赎，也是对底层劳动人民精神的救赎。在“五四”启蒙时期，大多数作家并非是纯粹的作家，而是那一时期下无数知识分子借助“笔杆子”来抒发自己的政治信仰以及人生理想等，是为了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一种情感上的宣泄，因此，在“五四”时期，所有的声音几乎都是“反传统”、“反封建”的声音，一种渴望精神解放的情感诉求。而这一对人性解放诉求的表达，启蒙者自身都是走在思想的最前沿。
而对于新世纪底层的作家而言，大部分都是以写作创作为职业的，这是他们的“饭碗”，因此，他们的文学作品具有着一定的唯美化、商业化且大众化的特点，和“五四”使其启蒙者所诉求的“反传统与反封建”的宗旨是不大相同的，主要将笔墨用在了对底层劳动人民生活与精神状态的描写上，但是他们的启蒙话语具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将社会所关注的焦点进行了描写与阐述。新世纪文学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五四”启蒙话语叙事时代的结束。
二、启蒙诉求话语叙事方式的改变
中国启蒙运动与西方国民性理论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的背后则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启蒙诉求话语下的知识空间成就了这一叙述写作需求，而从启蒙诉求话语角度看，知识分子就以这一话语权的拥有来实现了自身精神诉求的抒发，也正是因为他们具备了这一话语权，才使得底层大众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农民在现代语境中被塑造成了启蒙的对象，而这也使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自身落后的根源定位在农民身上，立足于当前的社会语境下，这一理念需要得到重新的审视，以将农民身上所肩负的“耻辱”洗净。
以张承志的《黑骏马》来阐述启蒙诉求话语中的遮蔽叙述，叙述者是以第一人称“我”来阐述诉求的，在作品中，对于索米亚被强奸这一事情上，“我”则与草原牧人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对于“我”而言，这件事重要到可以用生命来维护尊严，“我”的诉求话语中已将自己定位为接受过教育的文明人，并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而相反的，草原牧羊人则就成为了野蛮的代言人。在这一诉求话语下，并没有因知识的力量而实现对社会底层人的“救赎”，相反却在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间树立起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这一空间叙事下
所呈现出的是知识文化层面的晦暗。
而立足于“十七年文学”，那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形象则与之大不相同，如《刘三姐》中的秀才，典型的知识分子代表，但是在道德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而相反的，农民的形象则逐渐变大的高大伟岸起来，他们有着淳朴善良、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这就意味着“十七年文学”是对“五四”启蒙话语的一种反击，重新定位农民的形象间接的指出了“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是存在偏差的。
再以“十七年”期间的作家宗璞的短片小说《红豆》为例，在这一短篇小说中，讲述了不同阶级出身的所谓“门不当户不对”的两个大学生间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结局中，有情人最终难成眷属的悲凉情感被渲染的淋漓尽致，所展现出的是知识分子的启蒙诉求话语，这一空间叙事下所表达的理念与情感已经超出了这一时代的诉求话语范围，打破的语言上的禁忌，以浪漫唯美的写作手法赋予了小说以生命，通过艺术审美来搭建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人文阐述空间。
综上所述，从“五四”到“十七年”，启蒙诉求话语空间的发展变化呈现出的是不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