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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与公传：一九五七年（中）

我儿时看到的漫画
我是在1957年，也就是两周岁以后开始接触文字和图画的。记得那一年大地冰冻的时候，不能到外面去玩了，有时候是大哥，有时候是二哥，拿起一部很厚很重的书，给我读里面的故事。那是我爹从工厂带回来的，书名叫《右派分子言论集》，大哥二哥挑出的那些故事，实际上是所谓右派在文章中写的社会现实。他们读起来很像故事，我听起来也很像故事，就成为对我最早的文字和思想的启蒙。
现在想起来，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书。我最喜欢书里面的一些漫画，也是右派分子画的。“你看这画儿，”大哥指着连在一起的几幅漫画说，“这是第一个画儿，一个小孩和很多小孩在沙堆上玩儿，他们多快乐呀。这是第二个，他提着一个玩具桶回家，不知道桶里有一只别人的鞋子。第三个画儿是他回到家了，妈妈说，这只鞋子弟弟穿上正合适，要是一双该有多好。第四个画儿是他又一次从外面回到家，两个胳膊伸开了，挂着一双又一双漂亮的鞋子：妈妈，这次我拿回来的都是成对成双的了!”
以后的许多年里，我陆续看到中国的许多漫画，包括1985年以前所有著名漫画家们的作品，都觉得不比我小时候看到的那幅四格漫画水平更高，他们不敢贴近真正的生活，缺少智慧和想象力，也缺少清晰的、细微的表达能力(我考虑过其中的原因，至少与在漫画家团体里狠抓右派的事情，有直接和长久的关联)。有一次，华君武一幅关于戒烟的漫画几乎颠覆了我的看法：那个人下了决心戒烟，把烟斗从窗子扔了出去，接着又后悔了往楼下跑，在烟斗落地前接在手里，然后是十分满足的夸张表情。我觉得中国漫画的创意和描绘因此有了水准，但不久就发现它特别像国外的一幅漫画：戒烟时一样的痛下决心、迅速反悔和轻松得意，立意和构思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外国人从船上扔下烟斗，又赶紧跳了下去，在烟斗落水之前抓住了它。借鉴也好，照搬也好，哪怕根本不是抄袭，这个发现已令我失望至极。
在《右派分子言论集》里还有一张单幅漫画让我很深地记住，画的是一个人的头像，有眉毛眼睛耳朵鼻子，就是没有嘴，标题大概是“党的好干部——没有嘴的人”。长大以后我一直都明白这幅漫画，因为我需要经常提醒自己。在这个因言获罪如家常便饭的漫长岁月，不能随便就说真话，更不能提出反对意见。但我一直不明白，我没有记住名字的另一位漫画家，画了那幅拣了一只鞋子和偷了几双鞋子的四格漫画，会有什么重大的政治问题，一定要被这个国家定为右派，或降职降薪或关押劳改，还要株连到更加无辜的妻子儿女。
说是某一年，苏联有位国际知名的荒诞派画家，在国内活得很惨。美国政府提议欢迎他去，他却哭了：你们国家生活倒是很好，可你们那里有那么多荒诞的东西可以画吗?其实他可以到中国来。我儿时读到的那本《右派分子言论集》，我爹说书是发到工厂里，供大家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用的，却被我们兄弟几个当成故事书和漫画书了，这还不够荒诞吗?
还有，1957年反右的时候，给各文化单位定了右派分子的名额，一般是在百分之十左右。有的地方表现积极，就抓了百分之三十，更积极的抓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中国的农村本来缺少文化人，没有分配右派名额，但有些乡村可不愿意落后——城里抓了“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他们就在农村抓了“地富反坏破”。“破”是指“搞破鞋”，对男女之间发生婚外性行为的一种侮辱性的称呼。很多年以来，我都在羡慕他们的恶搞能力，把一场惊天动地的抓右派分子的政治运动，转变成惊天动地的抓男女偷情的生活运动。这种荒诞，是世界五千年历史内部，最了不起的荒诞里的一部分。
农民
这一年里，不断有农村的亲戚来鞍山，到我家串门儿。在东北话里，把去亲戚家邻居家走访看望，都叫做串门儿。每当他们来串门儿的时候，带来我们农村老家的消息，我爹的脸色就变得灰暗，比平常更要严肃，吓得我们哥几个灰溜溜地躲到一边，不敢大声说话。
在我家离开农村的两三年里，接连发生了许多事情。195_年，我爹在城里领着一些手工业者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同时，全国的农村都按照国家的新政策，组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有的农民跑步进入了社会。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最能容忍的群体。中国有世界上最长久的封建社会，有世界上最长久的欺负农民的历史。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曾经一次又一次把土地分给农民，以他们的安居乐业，换取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1949年建立的新国家，在土地改革上是历代最彻底的一次，将原来的土地所有者一律打倒在地，把他们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既完成了标准的农民革命过程，又实现了当初对农民的承诺。
现在有一个问题出现了：1952年底才真正结束的土改，让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约占全国耕地一半的7亿亩土地。那时他们的面孔像葵花儿一样灿烂，谁会想到才三年多的时间，这笑容就要凋谢了呢?我妈讲过一件事：土改时一个远房亲戚，别的都好，就是性格太憨。他家里的地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