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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的生活化-—胡适与周瘦鹃翻译风格的共同性

翻译文学的生活化———胡适与周瘦鹃翻译风格的共同性禹玲汤哲声(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100;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6)关键词:意译;直译;翻译策略摘要:文学翻译在清末大规模兴起,当时是倡导意译为主。但以胡适、周瘦鹃为代表的翻译采用了保留原作本意,注重译作贴近生活,关照实际的策略,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兴趣,使有着陌生文化背景的外国作品最大程度上被国人接受。〔中图分类号〕I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535(2010)03-107-3把胡适和周瘦鹃并列一处讨论,好像是有些突兀的安排。胡适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周瘦鹃是通俗小说大家,是著名的翻译家和文学编辑,作为通俗小说大家,他被称为“言情巨子”、“哀情小说专家”,为当时鸳鸯蝴蝶派的先锋人物之一。前者是新派文人,后者是旧派文人。按理说在文学的认识和趣味上应该没有什么特别交汇之点。但有关资料显示胡适和周瘦鹃不仅有不错的交往,而且在他们都颇有建树的翻译这方面,两者是有相似看法和观点的。在《上海画报》刊登的胡适和周瘦鹃交游的一篇文章里,就谈及了两人关于文学翻译的对话,很值得回味思索。原文如下:当下我们讲到短篇小说,胡先生检起一本《新月》杂志来送给我,指着一篇《戒酒》道:“这是我今年新译的美国欧享利氏的作品,差不多已有六七年不弹此调了”。我道:“先生译作,可是很忠实的直译的么?”胡先生道:“能直译时当然直译,倘有译出来使人不明白的语句,那就不妨删去,即如这《戒酒》篇中,我也删去几句。说着,立起来取了一本欧享利的原著指给我瞧道:“你瞧这开头几句全是美国的土话,译出来很吃力,而人家也不明白,所以我只采取其意,并成一句就得了。”我道:“我很喜欢先生所译的作品,往往是明明白白的。胡先生道:译作当然以明白为妙,我译了短篇小说,总得先给我的太太读,和我的孩子们读,他们倘能明白,那就不怕人家不明白咧。〔1〕胡适关于直译与意译的观点暂且不提,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着重强调的一种译文要“明明白白”的表达方式。胡适的译文既要让他妻子,这位仅随胞兄在私塾读了一两年书,后来努力学习文化,自修到可以读金庸小说,能写半通不通的书信的旧式家庭妇女出身的妻子理解;〔2〕更要让家中十余岁左右的稚子接受,真是很不容易。如果不是文字简单流畅,通顺易懂,意义表达清晰明了,贴近生活的真实面,胡适这些国外小说的译文是无论如何不被妻小明白的。因为这里面还存在一种异质文化的交流问题,他的译文叙述的是西方国家的事件,传达的是西方人的情感,如果翻译文字不够大众化、生活化,以在旧式家庭中长大的妻子和不谙世事的孩子的文化程度,如何能够达到“明白”的层次呢。胡适在1919年自己《短篇小说第一集》发行后,于1933年又出版了《短篇小说第二集》,在“译者自序”里,他说:“《短篇小说第一集》销行之广,转载之多,都是我当日不曾梦见的,那十一篇小说,至今还可算是近年翻译的文学书之中流传最广的。这样长久的欢迎使我格外相信外国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要使它化成明白流畅的本国文字。其实一切翻译都应该做到这个基本条件。但文学书是供人欣赏娱乐的,教训与宣传都是第二义,决没有叫人读不懂看不下去的文学书而能收到教训与宣传的功效的。所以文学作品的翻译更应该努力做到明白流畅的基本条件。”〔3〕前文胡适自己提到过的美国欧亨利的小说《戒酒》译者自序中,他认为“有时原文的语句本不关重要,而译了反更费解的”。所以胡适就“删去不译”〔4〕。例如译文开头是:“巴伯.白壁德戒酒了”。胡适为了避免引起读者的“费解”,毫不犹豫地将原本一百多字的英文译成了一句话。这样为不熟悉欧享利俗语表达方式的中国读者扫清了障碍,虽然是人为地消解了原著的时代语言特色,但对译入语方的顺利接受是有所益处的。周瘦鹃作为通俗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对作品创作的大众化、生活化、读者的审美趋向,一直是相当了解与重视的。这种作品要贴近时代,贴近人心的观点一直渗透到他的翻译文字里。所以他对胡适讲:“我很喜欢先生所译的作品,往往是明明白白的。”周瘦鹃翻译作品生活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主题思想的生活化创作上周瘦鹃是以“哀”,“艳”见长的,这与他年青时一段夭折的伤心恋史很有关系。例如,他的处女作《爱之花》就是根据《浙江潮》杂志里一篇关于一个法国军官的爱情悲剧的英文笔记翻译、改编的八幕话剧。而在周瘦鹃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418篇译作中,有大部分是专门描写男女爱情,缠绵悱恻的言情作品。他在译作《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后记中写道:“彼来予为说部,颇多言情之作,而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