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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经济中的衍生工具

虚拟经济最近在学术领域，关于虚拟经济的讨论成为热点。事实上，虚拟经济研究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只是由于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一研究显得更为重要了。对于虚拟经济，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定义（这也反映出虚拟经济研究在中国仍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一种通俗的说法是“以钱生钱的经济”。这是从价值运动角度的一个高度概括.不过，这种提法（至少在字面上）忽略了虚拟经济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虚拟”。笔者以为，所谓虚拟经济，是指那些本身并不具有真正价值、而只具有虚拟价值的符号（symbol）（如货币、股票、债券、期货、期权以及其它衍生工具等）的运动所构成的经济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更倾向于使用符号经济（symboleconomy）概念）。那么，什么是符号的虚拟价值呢？马克思在论述虚拟资本的时候就指出，不论这些虚拟资本是什么，它们的资本价值都纯粹是幻想的，都不过是一个资本化（capitalization）的过程，是由这一资本所能提供的收入折算（或倒推）出原有资本的价值的。换句话说，之所以认为那些符号的价值是虚拟的，是由于它们是一种未来收益的凭证，能够提供未来收入流，它们的（虚拟）价值是根据收入流倒算出来的。衍生工具的争议在虚拟经济中，虚拟特性体现得最为充分的是衍生工具。也正是由于衍生工具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对它的看法充满争议。一种是格林斯潘的观点。他认为衍生工具是为对抗风险而产生的。衍生工具的发展提高了风险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增长。他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早在1995年就有美国“三十人小组”（GroupofThirty）关于衍生工具的调查。这个调查涉及到衍生工具与市场波动、系统性风险的关系。最后的结论是：总体来说，衍生工具的发展对经济的作用是积极。另一种是华尔街著名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的观点。就在美国四处寻找伊拉克是否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候，巴菲特指出，衍生工具是金融领域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巴林银行倒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问题，包括最近的安然公司事件，都与衍生工具有着脱不开的干系。本文并不打算给衍生工具一个正确的“说法”（这也是一篇文章所无法解决的），只想澄清一个问题，即对衍生工具规模的认识。试图澄清这一问题的缘起是因为现在有些研究者动不动就是衍生工具规模有多大，虚拟经济规模有多大。给人的感觉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之外，还有一个大得多的虚拟经济世界。不过，无论是普通百姓、金融理论家或是实践家，除了股票、债券这些基本的符号，对衍生工具为什么没有特别的感受呢？这是不是说明衍生工具在经济生活中并不如其规模所显示的那样重要？或者，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分析衍生工具规模所包含的经济含义？衍生工具的规模根据笔者的测算，1987至1999年，全球产出只增长了50％；在此期间，场内交易衍生工具名义本金增长了17倍，而场外交易衍生工具名义本金则增长了100倍。截止到1999年底，全球衍生工具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名义本金总和超过了100万亿美元，而与此同时，全球GDP总额才只有30.6万亿美元，相差3倍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学者指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脱离，并意识到，与股票、债券交易比较起来，衍生工具交易规模是真正的“庞然大物”。笔者认为，以名义本金来统计的衍生工具交易量并不能看作是虚拟经济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