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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楼的建筑形式探析论文

喜洲门楼早在明清时期就已规范化和模式化，建造手法相当成熟，形式也非常固定，一般是在大门和砖柱的上方分别建造一大二小的屋顶。这三间牌楼，中间高两边低，墙体不需要承重，门的设计与安装较灵活自由，起对外防范的作用，也象征主人的财富、地位、品味和喜好。多采用石雕、木雕、砖雕等雕刻技艺和彩绘装饰，极尽精美繁复。我国民居普遍坐北朝南，向南开门，背阴向阳，也称为“子午向”。这种朝向稍微向东能更早的让阳光射进室内，有些地方叫作“抢阳”。而喜洲门楼一般开设于东北角而忌开向南，这实际也是以院落和堂屋为正向，按照左(左青龙右白虎)为尊，宅门开在左为贵;同时能有效地阻止西南风吹入。按照门楼建筑形式特点可分为出角式和平头式两种，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门头。出角式门头为木制结构，构件灵巧，檐下置梁枋，枋上设多层出挑斗拱，逐层挑出曲面屋顶，屋檐两端高翘。斗拱上木雕精巧，并施彩绘，这种门头的屋顶有歇山顶与庑殿顶之分，整体门楼造型华丽恢弘精美(图1)。平头式门头用砖石作构件，由发券支撑，砖石垒叠挑檐，采用砖雕或海东石(石灰石)造型并装饰檐下梁枋，其上也彩绘，整体门楼造型简朴庄重大方(图2)。出角式与平头式门楼有时也结合来用，即中间屋顶采用木制结构的出角式，两侧则使用砖石建造的平头式(图3)。出角式门楼造价极高，相当于一坊房屋(二层三开间)的造价，多为仕宦儒商所选;普通百姓则采用平头式。建筑形式之情感表达———空间教化喜洲门楼作为白族民居的外向标识，其中的出角式和平头式实际上是不同的建筑规格，其建造遵循着社会等级秩序，按照阳尊阴卑的自然法则与贵贱有别的社会法则进行选择，体现了礼制中的“辨贵贱、明等威”。由此可见，门楼建造过程也是空间划分到空间等级标识即空间教化的转化。“如果祖上和家里没出现过功名，大门是不能建成飞檐斗翘的，墙壁不能粉白色和红色”［2］。说明如果家族中没有出过仕宦功名，即使是家财万贯也不能使用出角式门楼，这种推崇功名的现象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也是造成喜洲文商相辅的重要原因。出角式门楼向上跃起腾升的这一建筑形态象征和昭示着仕宦高人一等甚至几等的社会标准。这种标准无疑又是统治者权力的强化，是用来暗示和规范民众思想行为和道德准则。喜洲作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历来是大理贵族富商的聚居地，注重功名利禄、光耀门楣、门第观念等儒家文化的教化和传承，整体上形成了优越的“身份认同感”。民国时期，“礼”制废弛，加之喜洲商帮的兴起，富贾巨商开始大兴土木，建造装饰精美的出角式门楼。即使是普通家庭使用的平头式门楼，其建筑形式也要与出角门楼保持一致。这也是得益于喜洲崇文尚儒的文化氛围和文商相辅的社会传统。同时门楼的建造者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追随和复制，也使喜洲门楼超越了其建筑形式的美感，将人们推崇的“礼”念、家道、修身等要素完整的注入门楼的形式甚至建筑空间中。赋予这些恢弘华美的门楼深厚而丰富的人文表情，门楼作为空间教化载体，按照“政治伦理=社会伦理=家庭伦理=民居秩序=天道秩序”的建造逻辑，成功地形成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核心的空间教化。建筑装饰之情感表达———民族融合“建筑装饰可以被视为人们内心的思想情感的一种流露，是经过长期发展而孕育的文化的结晶。这些装饰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已成为中华民族做人的基本品德，也是祖先生活方式一个侧面的展示，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成为整个建筑艺术生命的一部分。这些艺术品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已与中国的民族特色、历史文化脉络、地方习俗、礼教道德等有机地融成了一个整体”［5］。而门在传统建筑立面中占很大的比例，门的装饰自然就成了整座建筑的装饰重点。喜洲门楼通常使用木雕、彩绘、泥塑、石刻、大理石和各式砖组成层次丰富的立体图案，以雕刻和彩绘两种装饰手段最为精美，也是通过这些装饰细节对门楼的建筑情感进行补充和完善。喜洲门楼上的雕刻有木雕、砖雕、石雕三种，以木雕最为突出(图4)。喜洲门楼中间的牌楼用完整的构图和丰富的层次把矩形和方形的外圈雕刻成小木花连成一排;用精细的木雕装饰门框，用浅浮雕或透雕装饰花枋，雕刻双龙戏珠或禽兽、植物花纹等;枋子之间是长方形木雕构件，用动植物图案组成寿星献桃、福禄寿喜、松鹤长青或丹凤朝阳等吉祥纹样;枋下一般雕葡萄等攀藤植物组成挂落(图5)。两边牌楼多彩绘，泥塑花饰并镶大理石。主要色调为中部红黄等暖色，两侧为蓝绿等冷色(图4)。门枋、门梁、门柱、梁头都雕刻有祥兽(图6)和瑞花，涂金描绘，异常精美。在门楼各个面上的长方形框内，嵌以大理石，或彩塑花卉、人物山水、题诗名句。门楼用木雕装饰的同时还强调色彩和肌理的装饰搭配。木雕施彩的较少，大部分保留木色。规格较高门楼的把梁枋挂落等局部施以彩绘，以白、绿、黄等为主，给人以恬淡、静雅之感;大门的色彩多为青、绿、金、红等色为主，给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