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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论》《矛盾论》[推荐五篇]

第一篇：《实践论》《矛盾论》《实践论》《矛盾论》一、历史背景（一）、《实践论》写作的必要性1、从认识根源上清算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走过了一段传奇而又曲折的路程。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了1924年和1934年两次惨痛的失败，这两次挫折虽然主要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造成的，但外部反动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打击是通过党内路线错误而得手的。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可见，全党需要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2、中国革命形势的巨大变化需要全党在观念上进行一次大的转变1937年前后，中国的政治局势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新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责任更大了。如何适应形势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策略，如何帮助全体党员和干部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水平，增强党的路线方针的自觉性，学会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正确地指导革命实践，就成了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艰巨而又迫切的理论任务。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因此，为了胜利地肩负起新的任务，党在这时必须从根本问题上来解决党内长期存在而没有彻底解决的思想问题。党内思想问题的最本质的问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问题，即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问题，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各种机会主义在这个最本质的问题上是和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的。曾经有一部分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是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长期拘泥于自身的片面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确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人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确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为了揭露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特别是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根源，以利在政治问题上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毛泽东认为不能回避哲学阵线上的斗争，必须在哲学阵线上击败他们。为此，毛泽东1937年7、8月先后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曾以这两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作过演讲。（二）《实践论》写作的可能性1、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和极其深刻的教训一方面，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义革命，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员人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工作，不是要独立地创造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是首先学习已经有了的并且被俄国十月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也积累了极其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中国革命的国情特别复杂：毛泽东当年判定说：“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这一判定表明中国革“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由此造成了极为复杂的阶级关系。二、命有以下特点：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入侵中国，它们之间不统一，由此造成了它们所支持的各派军阀的不统一。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大有大的好处，大也有大的难处。四、“中国是经过了一次革命的国家”，准备了革命的力量，但阶级对抗也特别尖锐，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革命实践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往往更深刻、更丰富、有更多特点，对这些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并上升到哲学高度，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就可以反过来指导中国革命。2、暂时的平静使毛泽东在延安有一段相对空闲的时间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国民党西北军吃了红军的几次败仗，剿共态度更不积极了，陕北局势相对稳定，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经能传送到这里。西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