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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研究综述覃芳明

第一篇：《边城》研究综述覃芳明《边城》研究综述覃芳明文学院汉本05（7）班学号：105233010929《边城》研究有牧歌说、悲剧说、象征文化—原型批评说等。近年来《边城》的研究资料大致是从思想艺术风格、人物形象分析、与其他作品的比较进行，呈现出转向的趋势：从文本解读转向文化解读；从历时性研究转向共时性的对比研究。本综述简要概括近年《边城》的主题研究观点，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解读这一名著。关于《边城》的艺术风格，研究者们普遍把它视作寄托了人生理想和人性关怀的田园牧歌来分析。但也有人认为由于它讲述了一个爱情悲剧，这种牧歌情调也充满了悲情。“沈从文以湘西的山水、民俗风情和古朴、自然、优美的人性构建现代小说的‘希腊小庙’”，这是研究者们的普遍观点。湘西山水和人性如春水一般，从沈先生的笔下缓缓流淌出来，是那么纯净，那么醉人。正如李正君在《——解读人性至善和民族命运的寓言》中说：“沈先生只是用他的如椽之笔，用抒情诗一般的语言，江南女子般细腻的情思，加之最经典的哀愁，混合出一片屹立于混沌社会中的世外桃源，一块令我们心向神往的土地，一个安静的令人心仪的忧伤的童话，散淡自然地描绘出人性应有的率真、美丽。这——正是我们在浮华的尘世中所寻觅不到的。”这种田园牧歌式的风格，对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今在《从看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艺术风格》中指出：“浓厚的乡土气息、写实、叙梦的有机结合和独特的人物心理刻画，构成了沈从文艺术上浪漫主义的、回荡着水一样柔情的、充满着牧歌情调的艺术风格，为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创作开拓了新的艺术天地。”作者以湘西世界的完美人性构建了一个远离城市文明的乌托邦，借以表达对国家命运的美好理想。但这种牧歌背后也隐藏着矛盾和悲剧性，反应在对主人公悲剧性的爱情的安排上。如张娅在《：和谐音符中的不和谐》中指出：“《边城》文本其实也充满了不和谐，具体表现在翠翠身世的悲剧——翠翠父母爱情之悲剧、大老之死、傩送和翠翠之爱和爷爷之死。正是这种不和谐音符使作品的意韵更丰富，哀惋的牧歌情调才得以显现。”悲剧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不凑巧’这一表层原因造成的，其内涵要丰富、复杂的多，既有人物主体意识的缺失，也有孤独寂寞基因的羁绊，还有碾房阴影的挤压。”因此翠翠与摊送的爱情悲剧实质是“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李彦文在《牧歌·爱情憧憬·挽歌》则从命运的角度来分析：“一切人事终拗不过天命的悲剧感成为《边城》中抹不去的忧郁气氛。”《边城》的爱情悲剧，从狭义的意义上说，是个人的悲剧，表现了人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和社会对人的束缚，从广义上看，是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隐喻，体现了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思考，他对湘西世界的迷恋“绝不是单纯的反抗性迷恋，这里包含着作者独特而深刻的现代意识。”“他是要借一个爱情故事为基点，撑起他关于重造民族精神性格的愿望。”在人物分析上，研究者们都从“人性”这个大背景下关照人物形象。《边城》中的民风纯朴，充满了人性美和人情美，这体现在人物的思想行为上。青年们对爱情纯洁忠贞，待人真诚；老年人善良敦厚，不欺不诈。“翠翠与傩送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的传统美德”。无论是亲情关系，朋友关系还是生意关系，大家都坦诚相待。“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老船夫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他不辞辛苦。船总顺顺、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沈从文人物刻画的技巧“不仅生动地展现了人物的言语活动，而且多层次多角度地捕捉着主人公那微妙的心绪。”“翠翠”这一人物形象，更是批评家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她是湘西文化的产物，她的身上集中了淳朴传统的民风民俗，沈从文以她的美来表现湘西世界的美。评论界从民俗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到的共识是：她是“爱”和“美”的聚合和化身，她是“来源于农村现实生活中的、来源于自然美与人性美中的、来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来源于作者理想中的女性形象美的聚合。”也有学者认为翠翠具有原始象征意义，“她沉默多于言语，而思想的火花却在一举一动中闪耀，可以想得很远很远，也可以什么也不想，完全是凭大自然赋予她的本能和原始心态、原始思维，铸就了精灵般的自我。”关于翠翠的爱情，大都从隐喻的角度分析。有学者认为爱情悲剧的原因是命运的不可抗拒性，人对未来的无能为力，“天命难以抗拒，人却拚尽力量与之抗拒。”也有人解释为是翠翠的恋父情结，段新权的《中的恋父情结与情爱悲剧》阐述了这一观点。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关于沈从文与其他作家比较分析的论文。其中较热门的是拿《边城》与《受戒》做比较。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