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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料历史】揭开清代奏摺的真相

第一篇：【有料历史】揭开清代奏摺的真相【有料历史】揭开清代奏摺的真相文｜姜舜源晋唐法帖，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清代奏摺，是清代官文书，以备受批评的所谓“馆阁体”书写，曾经几乎被人们摒弃于书法之外。但笔者研究认为，二者其实一脉相承，后者是前者在新的歷史条件下的再现。清代著名政治家、诗人、书法家、民族英雄林则徐，在教导年轻人练书法时，主张在路径上要由唐人碑帖学起，然后进入晋人法帖；针对翰林官员实用的公文字体，在方法上可以直接写“白摺”，即在写奏摺的纸上练字，以适应书写纸张条件：“临帖即用白摺，不必写于别纸。”如此，纵然是极不善书的人，只要专心致志学帖，写过白摺千本，书法也会大有改观。对文化艺术、政治经济都有精深造诣的林则徐，在此揭示了实用官文书，对前代书法艺术的继承发展。而晋唐法帖在规制上，源自汉代“尺牍”。笔者认为，清人奏摺是在吸收借鉴汉代“尺牍”的规制、晋唐碑帖等经典书法作品的艺术成就基础上形成的。从汉代尺牍，到晋唐法帖，再到清代奏摺，是汉字书法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应引起人们注意。尺牍来自先秦简牍汉代对中国人确确实实有深远影响，后世很多典章制度、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出自汉代。古代所谓“尺牍”，即脱胎于先秦简牍，定型于汉代。后来又有“公牍”等分支，包括诏、策、章、表、奏、启、檄、移等体裁，这在南朝时代刘勰的文艺理论名著《文心雕龙》中，有系统论述；但这些“公牍”的传世实物，原本所存无几。近年来这方面的考古发掘收穫颇丰，湖南秦汉三国时期以及先秦时代的简牍发现不少，为此二○○二年建立了“长沙简牍博物馆”，收藏有二万馀枚西汉初年纪年简牍、十四万馀枚三国孙吴时期纪年简牍。这些简牍恐怕当年对此文体进行专门研究的刘勰都未曾得见。简，一般是比较窄长的竹片或木片；牍，则为比较宽的木板。在纸张未发明以前，平常写字就写在简牍上。从这些简牍实物看，长短不尽相同，但相对集中在一定范围内。该馆还藏有这个时代的毛笔，王羲之之前西晋时代“青瓷对书俑”，可见那时的人是手擎纸卷于面前，举笔书写；当然也有把纸张置于座前，俯视直书。总而言之，不是我们如今的伏案书写。因为宋代起才採用桌椅高案，延续至今。因为牍的形制更接近丝帛以及后来的纸张，所以这个概念就被沿袭下来，并且在汉代规范化为长度一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论》：“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甯。”这就是汉文帝时孝女“缇萦救父”的故事。《汉书．陈遵传》：“与人尺牍，主皆藏去（弆）以为荣。”说陈遵书法好，写给人的书信尺牍，都被收信人收藏起来当成宝贝。《东观汉记．北海敬王睦》：“睦善草书，临病，明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焉。”北海敬王刘睦病危了，汉明帝还派人请他写下尺牍十首留念。长沙简牍博物馆所藏西汉、三国简牍晋唐法帖源自汉代尺牍此后便涌现出不少善写尺牍的名家。例如《三国志．魏志．管甯、胡昭传》提到：“初，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现存最早的法书晋陆机《平復帖》就是尺牍。陆机是三国时“火烧连营”、大败刘备的东吴大将陆逊之孙，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对“尺牍”造诣精湛，其《文赋》形容尺牍：“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是说无论是绵绵情意还是磅礴志向，都可以在尺牍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到南北朝时，尺牍的运用非常广泛，已成书信的代名词。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诗》有“谁谓情可书，尽言非尺牍。”唐李周翰解释，这是说千言万语，无法在一尺之板内表达。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专论书牍，并称西汉陈遵、东汉弥衡为“尺牍之偏才”。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故宫博物院藏以上汉代著作显示，汉代把文书的书版规格标准化为高一尺，所以叫“尺牍”。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指：“牍，书版也。盖长一尺，因取名焉。”最新研究揭示，西汉和新莽时期一尺一般为今天的23厘米，东汉一般为23.4厘米。一九七八和一九八二年，洛阳先后出土东汉完整的木尺、骨尺，长度分别是23.6和23.7厘米。晋人法帖正是晋代“尺牍”的尺寸。以王羲之《兰亭叙》为例。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冯摹兰亭”、“褚摹兰亭”，纵高为24厘米，基本上就是晋代一尺。北京出土西晋牙尺24.2厘米，洛阳出土西晋铜尺24.47厘米、西晋骨尺24.3厘米。东晋时期一尺也是基本在24厘米上下。故宫博物院藏晋陆机《平復帖》纵23.5厘米，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传本）纵23厘米（上端略有托纸加出），王献之《中秋帖》（传本）画心原纸实际纵高25厘米（上下有托纸加出，通高27厘米），王珣《伯远帖》画心原纸实际纵高24.2厘米（上下有托纸加出，通高25.1厘米）。直到北宋苏轼《赤壁赋》卷，纵高也是23.9厘米。长沙简牍博物馆所藏西晋“青瓷对书俑”清奏摺借鉴汉规制“奏摺”，是清代特有的文武百官向皇帝奏报事情的公文形式，始于康熙中期，康熙五十年扩大至将军、督抚等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