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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对现代管理学的影响

第一篇：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对现代管理学的影响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对现在管理学的影响——以儒家思想为例摘要：管理学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尽管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正式提出过管理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分析其内涵，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以及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关键词：古代经典思想，儒家思想，管理学在古代中国，早就存在着一门关于管理的学问，它专门研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自先秦至明清，历代历朝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几乎无不关心和高度重视并悉心探讨这个问题，虽然这门学问在当时并没有被冠以“管理学”之名，而是被称作“内圣外王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之类，单从名称上看，确实很难一下子把它同管理学、特别是以企业管理为其主课题的现代西方管理学联系到一起，但是，从其研究对象和实际内容来看，根据现代学科分类的一般标准，它则无疑可以也应当被理解为是一门介于政治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性、综合性的学问。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以德治国的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因此，受儒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一、儒家思想在管理人性观上的认识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管理学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现代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重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人在管理资源中占首席之位。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管理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一般地说，人本观念它具有强调和谐、稳定与团体意识的特点。在思维方法上，与西方文化重分析、重规范、重个人不同，东方文化更重综合、重整体、重亲情、重集体。从管理角度看，东西方管理理念两者互有长短，但并无优劣之分。当前，西方人本管理兴起，说明了我们提倡学习应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合理性。但同时我们也应学习代表西方文化精神的科学管理精髓，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正如袁宝华同志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原则，在学习运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及时总结提高我们当代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作出不懈的努力。二、儒学中“礼治”的管理思想“礼”是儒家学说的标志性范畴。主张使国家“立于礼”，力主推行“礼治”于国家管理过程，是儒家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