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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舆论监督比较

第一篇：中美舆论监督比较新闻舆论监督的有效程度如何，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一、舆论监督与政治环境舆论监督能否有效进行，首先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专制独裁的政体下，往往没有舆论监督可言。只有在民主国家，舆论监督才能运行良好。从政治上看，中国和美国的舆论监督都受到法律的保障。中国关于舆论监督的相关法律条款存《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以及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样，美国的法律也保护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前提是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美国宪法不仅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和游行等自由，更通过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国会不得通过任何法令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不得通过任何法令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不得通过任何法令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伸冤请愿的权力。”只有在言论自由有法可依可循的条件下，舆论监督才能获得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中美两国的舆论监督，虽存在着有法可依的相同点，但也存在着实践效果不一样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上。就整体而言，美国新闻媒体对政府权力和社会不良现象的监督力度，要强于中国。这一点可以从新闻侵权案例的判决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在侵权诉讼中，美国传媒败诉率为8%，而中国传媒却达到70%。”美国媒体在新闻侵权诉讼中的占绝对优势的胜诉率，使得舆论监督能够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美国媒体的胜诉，则与其法律条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所遵循的一些原则分不开的。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64年声明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即当政府公职官员因处理公众事务遭受批评和指责，使个人的名誉受到损害时，不能动辄以诽谤罪起诉和要求金钱赔偿，除非公职官员能拿出证据，证明这种指责是出于“真正的恶意”(aetualmaliee)。什么是“真正的恶意”呢?最高法院解释说，那就是“明知其言虚假，或满不在乎它是否虚假”。最高法院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公职官员一挨骂就以诽谤罪起诉并要求巨额赔偿，那做官招骂、上告索赔岂不成了政府头头脑脑们先富起来的捷径?如果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批评稍有失实，立马就招来巨额索赔，那还谈得上什么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干脆每天给政府歌功颂德算了。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原则，使得政府官员和其他公众人物(或机构)，几乎无法打赢起诉新闻媒体的官司。美国媒体在行使舆论报道职责时，被允许一定的报道失实空间。也就是说，即使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存在部分失实的情形，也不足以成为被起诉的证据和理由。另外，中美两国舆论监督的差异性，还表现在舆论监督的主体和客体差异上。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喉舌，要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新闻舆论监督，必须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媒介监督在我国某种程度上是党政权力的引伸或对这种权力的补充。虽然批评者是媒介，但通常被视为是某一级政府或党组织的意见，权威性很大。”③鉴此，中国的新闻舆论监督矛头更多地指向非权力组织，特别是对经济领域、社会生活领域，或对基层单位的监督。从统计数据上看，目前中国新闻媒体更侧重于批评“拥有非行政权力的企业和权力较小的事业机构。‘焦点访谈’里关于对下面的弄虚作假的批评占的比例很大，主要是这一行为伤害到平民百姓，同时也挑战了国家权力。”④美国的舆论监督则不然。美国政治上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共和党和民主党竞争执政，媒体既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党派之外。由于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美国的新闻舆论监督锋芒往往直指政府权力机构。媒体拥有“第四权力”，可以不遗余力地挖掘政界丑闻，揭露官员违法行为。这种对权力的舆论监督，在美国新闻界风气颇盛，并威力强大。如20世纪70年代，新闻媒体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报道和穷追不舍，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二、舆论监督与经济环境舆论监督能否有效展开，不仅与监督主体的政治地位有关，还与监督主体的经济地位相关。一般来说，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能够为媒体的舆论监督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从媒体经营的角度看，新闻舆论监督既能给媒体带来经济赢利，也会给媒体带来经济风险。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媒体概末能外。由于舆论监督的对象是权力机构或官员的不法行为，以及社会上其它的丑恶现象，这与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公众对政府机构的意见，对社会问题的不满，需要有一种载体或中间渠道来帮助表达，形成声势，并达成愿望。大众传播媒体正是可以承担起这一使命的绝佳载体和渠道。如果媒体能够时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