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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社会党走向欧洲的漫漫长路

第一篇：保加利亚社会党走向欧洲的漫漫长路保加利亚社会党：走向欧洲的漫漫长路[荷]玛利亚·斯皮诺瓦著冯瑾编译自1989年以来，作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继承党，保加利亚社会党对该国的政治和决策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与其他大多数东欧国家不同，保加利亚社会党赢得了1990年6月本国的第一次民主选举。继1991年以微弱的劣势失败后，该党在1994年再次获得了选举的胜利，直到1997年作为执政党完全失去声誉之后，保加利亚社会党才陷入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然而，在2005年的大选中，它又一次成为最受欢迎的政党。尽管保加利亚社会党仅在1990—1991年、1994—1997年以及2005年6月大选后得以执政，但它还是1993—1994年间贝罗夫政府的关键支持者，并参加了2001年萨克斯—科堡—戈塔政府。因此，在保加利亚的政党政治、政府决策和改革努力中都留下了保加利亚社会党的深刻印记。20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保加利亚社会党之所以能够主导国家的政治进程，主要是因为如下几个因素：旧政权的性质、1989年之前缺少有影响力的反对力量和在民主转型时期反对力量较为弱小、在民主转型期间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改名后所选择保持的组织连贯性。而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导地位的持续也使它能够不改变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的立场。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保加利亚社会党继续对市场改革与加入欧盟和北约组织持保留态度。只有在1997年大选和随后的改革惨遭失败后，它才开始倡导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支持亲欧和亲北约的外交政策。这种意识形态转变得到了欧洲社会党的积极支持和鼓励。由于这种转变，到2008年，保加利亚社会党逐渐被认为是一个民主的中左翼政党。2003年和2005年，它分别成为社会党国际和欧洲社会党的正式成员。保加利亚共产党/社会党与保加利亚的民主转型在东欧国家中，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权对苏联最为忠诚。保加利亚的政治制度完全效仿苏联，从未尝试过建立“民族的”共产主义政权或是以任何方式挑战共产党的教条。保加利亚共产主义政权是“世袭的”，这意味着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他们通过镇压和庇护主义的收编来压制政治反对派。结果，在转型时期，反对执政党的力量依然微弱，共产党政权拥有广泛的支持。在保加利亚，政治异议的确非常有限。1946到1947年间，保加利亚共产党开始运用公开审讯和其他非法律手段来镇压一切反对派。属于其他政党的政治反对派，包括那些早期同情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参加过反“法西斯主义”政权的“祖国阵线”的政治反对派，都被送往劳改营和其他的拘禁所中。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也遭到审判和监禁。20世纪80年代，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地位仍旧非常牢固并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还是“布拉格之春”都未对政权的稳定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除了对反对派的政治镇压外，保加利亚政权的稳定还可归因于其他几个因素。保加利亚与俄罗斯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878年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这使得保加利亚与苏联的亲密关系成为一种“自然的”和被认可的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保加利亚政权能够为人民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这缓解了社会紧张，进一步阻碍了反对派的发展。然而，这些福利计划花费昂贵，国家的经济发展难以承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20世纪80年代中期，保加利亚与苏联的亲密关系在许多方面成为国家发展的不利因素。当时，整个国家遭受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状况越来越明显——食物与能源的短缺伴随着民族关系紧张的加剧，使政权的国内合法性陡然下降。然而，只要保持国家经济稳定，政权还可以继续获得支持。在当时的状况下，要实现这一点，只有依靠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然而，1985年以后，苏联拒绝向日夫科夫政权伸出援手，反而督促保加利亚进行政治改革。在1987年7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日夫科夫开始尝试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事实上，七月全会提出的改革比苏联“有限的政治和经济多元化”更加深入与广泛，不过这些改革被一些人视为日夫科夫维护权力的又一种尝试。然而，改革不仅使索非亚与莫斯科关系进一步紧张，而且到1989年年中由于国内日益增加的政治压力，改革已不能再维持原有的形式。1989年，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内的少数民族土耳其族，而不是支持民主的群体。几十年来，保加利亚共产党一直对国内土耳其族实行同化政策。这一政策在1985年夏强迫土耳其族人改为保加利亚姓名时达到高潮。四年后，秘密的“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土耳其族人举行了公开抗议。当一些运动被暴力镇压下去时，引起了国际的愤慨和国内的批评。甚至那些一直保持沉默的保加利亚族知识分子也开始要求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保加利亚政府的回应是允许土耳其族人离开本国前往土耳其。事实上，这是一种强迫移民，而不是一种真正的选择。到1989年年中，大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