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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廉政问题论文

第一篇：反腐廉政问题论文一、廉政建设的紧迫性与网络监督的产生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亡身”反腐观。他认为只有腐败者“亡身”，才能确保不“亡党”。而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中外记者时强调，当前我国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腐败。正所谓“国之命在民心”，一个政党是否勤政廉政，直接关系到百姓对它的信任与认同程度，进而也就关系到国运的兴衰。由此不难看出反腐工作在政府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年来的历史，反腐模式从运动反腐转变为制度反腐，党对反腐工作的认识也变得更为深刻。而在这些改变的同时，摆在百姓面前的是一张不错的“成绩单”——从刘青山、张子善到罗亚平、许迈永，一大批贪官被绳之以法。据相关部门统计，仅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39621件，结案13948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6517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373人。这不是简单的数字罗列，而是对腐败行为的坚决斗争和对腐败分子的强大威慑。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反腐工作成效明显。但成效是一方面，而问题却依然存在。前段日子，冒充政府官员行骗的新闻屡见于报端。陕西无业人员雷俊杰冒充国务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就是一个例子。他冒充政府官员以帮助公司上市为名,诈骗近200万元。2011年9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院以诈骗罪判处雷俊杰有期徒刑14年。骗子为什么要冒充官员来行骗?这个道理很简单,官员手里掌握着权力,而有权力就意味着很多在常规情况下不能解决的问题能够解决。不过，这个时代发生这样的案件，多少能从案件之外体味出一点讽刺的意味。这不禁让我联想到苏联时期的特权政府。那时不少政府官员都被称为“特权阶层”，他们公然穷奢极欲，安于现状而不思变。以致后来苏联民众直接把这部分政府官员称作“他们”，而把自己称作“我们”。苏联解体的结局我们都知道。那么，当我们的政府官员在百姓的意识里成为一个拥有权力去解决常规情况下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特殊群体”的时候，且当一个个以权谋私的贪官曝光于群众视线之下时，反腐倡廉的问题是否显得更为迫在眉睫？既然反腐倡廉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那么在新形式下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知道反腐倡廉问题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就明确提出了反腐败的科学目标定位，即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把中国的“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腐败要在一个时期内根除并不现实，这反映出了党和政府在面对反腐问题上更为理性务实。由此，反腐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并且需要结合新形势新情况不断与时俱进。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其中就包括要重视发挥包括网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二、网络监督的优势分析网络监督的开放性、平等性、匿名性和廉价性的特点促使其在一定意义上承担了“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使命[1]。据2011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我国网民总数达4.85亿，手机网民规模为3.18亿，宽带网民数3.90亿。三项指标仍然稳居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率稳步提升，网民规模较2010年底增长2770万，2011年上半年网民增长率为6.1%。微博作为新兴的自媒体平台，受到网民的强烈推崇，用户数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11万快速增长到1.95亿，半年增幅高达208.9%，在网民中的使用率从13.8%提升到40.2%。这么庞大的网民数量已经为我国网络监督提供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庞大的网络社会群体利用网络的公开、透明、快捷、影响面广的特性，不断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伴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网络不仅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交往、沟通、娱乐的信息平台，也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的新平台，使得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实现有了新的途径。与此同时，自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以来,2005年12月中央纪委、监察部也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举报网站的网址。各地纪检监察机构也相继开通了举报网站。这些网络举报途径，受到网民的空前欢迎。据人民日报与人民网一项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网民有87.9％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3.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可见，网络监督正在成为广大民众参与反腐、监督政府、监督官员的重要力量平台。由此，网民、媒体、官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得以形成。从“躲猫猫”到“开胸验肺”，从“跨省追捕”到“钓鱼式执法”，从“香烟门”到“日记门”，从武汉“经适房六连号”、南京“天价烟局长”、“史上最牛团长夫人”等一系列网络监督的案例无不说明了这点。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不断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