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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迁移（本站推荐）

第一篇：学生迁移（本站推荐）程邦芸口述曾琦琦整理我已是耄耋老人，祖籍安徽。祖父辈离开老家去江西经商。我父亲在江西吉安开一家南货店，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我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一个弟弟。父母尽力培养我们姐弟读书。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去世了。这时，我姐姐已经出嫁，大哥二哥已能自食其力。家中母子四人的生活靠两个哥哥接济。我姐夫在武汉当军医，收入较为稳定，母亲带我们兄弟离开吉安投奔在武汉姐姐姐夫。后来，姐夫工作调动去了湖南，母亲又带我们回江西南昌，投靠我的叔叔伯伯。几经转辗延误，到15岁我才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后被保送进江西省立一中。江西省立一中是江西省历史最久最有声誉的中学，在江西有“名称永居第一位、成绩须达最高峰”的赞誉。南昌学生均以能考进此校为荣。我在省立一中初中毕业，刚进高中，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鬼子飞机轰炸南昌，学校没法上课，搬迁到奉新县。我跟着学校走了。这时我姐夫调到南昌，姐姐姐夫和我妈一起住在飞机场附近。日本飞机轰炸南昌飞机场，我妈与我姐逃难回了吉安。兵荒马乱的，妈妈放心不下我一个人在奉新，带信让我上大哥那里去。我大哥是在南京一家医院运送伤兵的汽车组工作。我投奔大哥，在医院干杂活。那时，贪污成风，有本事的人发国难财。大哥耿直，不会溜须拍马讨好上司，一个月挣几块大洋的国难薪，还要受气，1941年他辞职调离。我渴望读书，不想跟大哥走，便鼓足勇气给省立一中校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复学。校长很快答复，这样，我回到设在广昌县白水镇一个祠堂里的省立一中高中部读高中。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使我母亲病倒了，1943年母亲去世。弥留之际，哥哥姐姐都赶到母亲身边，母亲执意不让通知我回家，怕我来来回回跑路耽误读书、耽误考试。她说，邦芸已经24岁了，再耽误不起了。1944年我高中毕业。强忍着丧母之痛，背负着母亲的希望，毕业会考我名列前茅。按规定，省立一中的前三名可以保送浙江大学。我是三名保送生之一。能够上浙江大学读书，我非常高兴，但又犯愁，浙大已流亡到贵州，路途遥远且时有断阻，怎么去呢？我写信向二哥求助。二哥在重庆（陪都）交通司搞后勤工作。他捎信给我，说江西有一批日军战俘在赣州集中，准备押送重庆，嘱我赶紧前往搭车。我揣着二哥的信赶到赣州。领队同意我搭车。但汽车驾驶室坐司机和押送人员，无法入坐；车厢里坐满日本俘虏。怎么搭乘呢？我一个人坐在没遮没盖、连个扶手都没有的汽车驾驶室顶上。七、八辆老爷卡车呼哧呼哧喘着气，从赣州出发，在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的公路、土路、山路上颠颠簸簸地前进。那正是夏天，我端坐在汽车顶上，风雨无惧，精神高度集中。因为，一个瞌睡或一个急刹车就可能摔下车，从车顶摔下来当然非死即伤。一路上险象环生，简直是玩命。这样搭车上学，大概可以上吉尼斯纪录吧？有车可搭，免了我吃饭住宿之忧，我满心喜欢，憧憬着大学生活，竟不知性命交关。从赣州到重庆，路上整整跑了十几天，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身冷汗！我想，一定是母亲在天之灵保佑我，没有出事。到了重庆，我再搭车去流亡西迁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浙大新生来自浙、闽、赣、湘、鄂、桂、穗、黔诸省，都是考上浙大后，跋山涉水历尽艰险赶来的。浙大到遵义校舍不够，又在湄潭、永兴设分部。新生第一学年安排在永兴就读。江西省立一中就到了我一个，还有两位保送生因路途遥远、交通不畅无法前来就读。保送生可以选择专业，我选择了土木系。因为土木系属工学院，工学院的学生免缴学费。永兴是个四面环山敌机难以轰炸的小盆地。浙大在黔北逐渐发展壮大，此时已有六个学院、25个学系、四个研究所、五个分部还有附中等等。遵义、湄潭、永兴的祠堂庙宇全部被利用，不是用做教室就是当学生宿舍。子弹库当办公室；江公祠做图书馆；禹王宫成了农化系；财神庙成了农经系；唐家祠堂是生物系。第一学年，我住在永兴一个破祠堂里。戏台及戏台两边的走廊全部睡学生，臭虫跳蚤多得要命。戏台下就是我们土木系的教室。升二年级后，我们再到遵义浙大总部读书。因为战争，我们大都与家里断了联系，得不到接济，等于流浪儿。学生伙食免费，八个人一桌，桌上一钵黄豆芽水类蔬菜。有伙食结余月中月底打一次牙祭，吃一点肉。同学如兄弟，难得打牙祭，大家你推我让不肯先下筷子。每个学生一个月可以领一斤桐油两根灯芯，用于晚上照明。为了点灯时间长一些，我们比《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还吝啬，两个人合用一根灯芯照明。到了晚上，大家一个个凑着莹火虫似的灯火看书，熏得鼻孔墨黑墨黑。冬天，黔北山区阴雨连绵，寒气逼人。大多数学生没有棉衣棉裤，有的连件象样外衣都没有，冷得发抖。我们学当地人的样，点火笼取暖。所谓火笼，是盛着木炭的瓦盆或陶罐，外面套着竹编，可以提在手里。除了上课，大家手中都提着火笼取暖。平心而论，我们的生活比当地老百姓还好些，比刚迁到黔北时更是好多了。听老师说，刚到黔北落脚时，相当一段时间，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