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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的毛泽东

第一篇：抗日战争中的毛泽东抗日战争中的毛泽东作者：文贝笔者认为，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最忙最累，汪靖卫最难过，毛泽东最潇洒。表现在于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总裁、南京政府主席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党政军一肩挑，既担有抗战领袖之责，又像个救火队长东奔西跑，忙的不亦乐乎。汪靖卫由于伪政权不光彩，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与日本人周旋，还要躲避来自各方面的多次暗杀，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毛泽东则不然，虽然日子过的苦，却安逸自得。他几乎没有上过前线，只需要蹲在延安听汇报发指示。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坐在破窑洞里写文章。综观毛泽东年谱，抗日战争期间几乎没有离开延安。即使这样，共产党方面各战区指挥官经常回延安亲自汇报请示工作，包括国民党高官及美国方面以及许多民主人士趋之若鹜，纷纷来延安面见。一、毛泽东抗日战争期间做的最多是写文章和作报告。1935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1936年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文章，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1938年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论持久战》的讲演。发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1939年写《五四运动》一文，作《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1941年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为《农村调查》一书写序言和跋，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起草《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1942年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1943年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1944年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1945年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赴重庆谈判，同国民党政府达成《双十协定》。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鉴定了政治领袖地位。毛泽东适时举起抗日救国大旗。就当时而言，只有不足十万武装力量和四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从力量上根本无法与国民党相比。然而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他敏锐的觉得阶级矛盾必须让位给民族矛盾，立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从而牢牢掌握了解决中国千头万绪问题的主动权，陷蒋介石统治集团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他充分利用民族矛盾，争取张学良和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建立了以国共为主的抗日统一战线。他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正确提出了十大抗日救国纲领。他反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一方面反对党内的不联合、不合作的左倾错误，另一方面又反对放弃独立性，盲目联合的投降主义。既要与国民党合力抵抗日本侵略者，又争取在抗日战争中求发展，为将来的阶级斗争决战做准备。他深知共产党武装力量薄弱成不了气候，无力担当正面抗敌重任，采取发动群众的敌后游击战，建立根据地与敌周旋。他对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论是正确的，提出的全国军队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正面战场与侧翼战场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他在军事上提出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山地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的战术思想是实事求是的。他提出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兵民是胜利之本”、“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一类口号鼓舞人心。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提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保护自己壮大力量起了较好的作用。他利用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思想，在党内整风中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适时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