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docx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

第一篇：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1)华北在沦陷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扶持汉奸们在北平成立的伪政权，就其组织形式来看，分为伪临时政府及由它蜕变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两个阶段。如就其时代背景来看，则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由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４日伪临时政府的建立到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９日宣布解散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的伪政权，是由以王克敏为首的一班汉奸们，在日本军事当局卵翼下拼凑而成的卖国集团。因为那时汉奸梁鸿志已在日本海军当局的支持下组成伪南京维新政府，与伪临时政府处在对峙的局面，王克敏为把这两个伪政权并为一个伪中央政府曾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以受到日本侵华陆海两军事权不能统一的阻滞，两伪府不能实现合流。因此伪临时政府无法与日本签订形式上的同盟条约，只能在日本驻华北陆军当局的策动下作他的卖国勾当，实际上只是具有政府形式的地方维持会。由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起，到１９４３年１月南京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前夕止为第二时期。这期间由于驻华北日军，要彻底施行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将华北划为防共、治安、经济开发的特殊区域和军事上的强度地带的卖国条约，就暂时抛开对日本不十分驯服的政治傀儡王克敏，而用一个极其驯服恭顺的卖国贼王揖唐出常于是在华北展开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屠杀千万爱国人士和无辜良民，抓捕大量工农群众，供给日本作侵华军事的劳役；开发华北矿藏，输出大量的物资、粮食，以充实日本侵华的军事力量；把华北全区造成一个经济贫乏、金融枯竭、民众流离、工农停顿的境地。华北人民在日本八年侵占时间遭受伪政权的压迫、屠杀、搜刮、掠夺要以这一时期最为惨酷。由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汪精卫伪政权对英美宣战，至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止，为第三时期。这期间日本妄图驱使华北民众把抗日矛头转向英美，缓和中日民族间的矛盾，实行参战体制，由冈村宁次赶走了万人痛恨的王揖唐，使朱深维持一个时期的过渡，王克敏再次出场，改组伪华北组织的行政机构，驱逐汉奸齐燮元，展开所谓“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来建设后方兵站基地。但因人民抗战力量日益扩大，华北资源趋于枯竭，伪组织的汉奸们在经济上、治安上都感到左支右绌。在二年多的时间内，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三次易人，最后随着日本降服而解体，一群出卖祖国民族的汉奸也全体被逮。日本设在各沦陷地区的特务机关，是他们指导各地伪政权的组织。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日本政府派喜多诚一继松井之后，任北京特务机关长，负责物色汉奸人选，建立华北政权。喜多原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旅居中国多年，熟悉中国政治、社会情况，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僚军阀也多有往还。他了解这些官僚军阀在政治上翻云覆雨，毫无祖国观念，并且拥有相当的潜在势力和号召能力的分子，就针对着这一特点，定出选拔伪组织组成人员的标准：（一）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二）政府首长须以曾任总理、总长的一流人物任之。（三）选拔标准：（１）素无抗日言行，又非二十九军出身者；（２）有相当资望而反抗国民党者。在组织伪临时政府时，因未得到可以充任总统一流人物参加，故由建立到解散，始终是一个所谓虚位元首的政权。至于伪临时政府的行政、议政、司法三委员会的委员长王克敏、汤尔和、董康，和前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王克敏、王揖唐、朱深、王荫泰等，都曾任过北洋政府的总长，其资格也都符合喜多订的选拔汉奸的标准。各地区的汉奸头子，都须依靠一个日本特务机关长作他的后台老板，才能稳坐汉奸宝座。如影佐之与汪精卫，喜多之与王克敏，原田之与梁鸿志，森冈之与齐燮元等等。因之日本特务机关长的进退，也影响到伪组织政治局面的更迭。而从各汉奸在伪组织内掌握的实权方面，也能反映出后台老板对他支持的程度。１９４０年４月北京特务部部长喜多去职，王克敏也随之下台。日本政府派原特务部次官森冈升任部长，以盐泽清宣为次官。森冈是齐燮元的靠山，盐泽则是王揖唐的支柱，因为齐不曾任过北洋政府的总长，在华北方面也没有吴佩孚的威望，不符合喜多的选奸条件，就以王揖唐继王克敏为委员长，但大权逐渐落到齐燮元手内。到了朱深任委员长时候，齐燮元就更狂妄骄横、不可一世了。二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华北伪政权的建立，要根据他的选拔标准确定人选后，再定伪政权的组织形式，以使人地相称。喜多认为那时住在平津的官僚军阀适合他的理想人物，为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三人，计划以靳或吴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总理。因为靳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在华北军政人员中，还具有相当威望；吴虽为头脑简单的军阀，但在华北还有一定影响，很可利用他来号召一般杂牌军队，参加伪府；曹汝霖则是一个老牌的亲日分子，叫他担任伪府实际责任，当然可以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同时这三人都没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务，也从未与国民党接近，由各方面